我寿皇荷付托之，重十闰之间，兢兢业业，终始如一。用能增光大业，驯致王平。及夫倦勤万机，则又复举神器授之圣子。三圣矩叠规重，盖自开辟以来，所未有也，于皇休哉?”
在徽宗和高宗的两次禅让之后，在大宋形成了禅让的祖制，同时随着自北宋中期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回向三代、上追尧舜成为一股风尚，其中尧舜禅让更成为士大夫们所津津乐道的典故。
所以自北宋真宗未然内禅直到宋徽宗内禅，士大夫们所高扬的内禅之说由理论走向现实，并为士大夫群体公开表达各自的禅让观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禅让政治与禅让思潮交互作用，成为了朝野互相呼应的一种极好的政治氛围。
所以使得两宋的禅让能够成为一个很普遍的事情，朱载坖认为这种禅让制度是很好的，内禅政治的积极意义在于，内禅是对皇位终身制的突破，有助于打破“老人政治”，宋代四帝五禅形成强大的政治冲击力，是对皇权的主动限制，这是朱载坖所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