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学校，听起来是好事，但前提是酒厂要有效益，要一直有钱往里投。大家可能不知道，曹河酒厂已经连续亏损多年，银行早就停止了新的贷款。酒厂现在维持生产都困难，拿什么来一直补贴学校？靠借钱？借的钱要不要还？到时候还不上，学校不是更垮？”
我目光扫过钟建：“靠酒厂这棵大树？可这棵树，它自己都快营养不良了，还能一直让你们乘凉吗？县里财政再紧张，保障教育投入是法定责任，是必须兜底的。县里办的学校，县里不想管也得管，这是责任。但酒厂办的学校，酒厂说不管了，县里能不能不管？能。但那时的后果是什么？是学校关门，是孩子们没学上，是老师们彻底失业！”
这话说得直接，但也戳破了钟建等人用“情怀”和“稳定”编织的承诺。
“我知道，咱们现在的老师，都是酒厂的工人身份，这能长久吗同志们。至于老师们的待遇，”我看向教师们，“划转到县里，纳入国家教师编制体系，工资由县财政统一发放，虽然可能短期内不如酒厂效益好时的奖金高，但胜在稳定、长远嘛，是国家承认的‘铁饭碗’。酒厂的‘铁饭碗’，是建立在酒厂效益这个沙堆上的，说没就没。国家的‘铁饭碗’，只要国家在，它就在。这个道理，大家掂量一下。”
旁边一个老师大着胆子道：“你们的老师，要考试，我们考不上。”
听完之后，我就笑了：“考试是政策性考试，相当于小学水平。如果这个都考不上？”我转头看向各位家长：“不知道家长们对这个水平还放不放心！”
几位家长顿时摇着头，交流起来。眼神里都是鄙视。
我继续道：“我是相信在座的老师们，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你们能教出好学生，难道还怕通过县里统一的教师资格考核？如果连基本的考核都通不过，那说明什么？说明可能本身就不适合站在这个讲台上。淘汰掉滥竽充数的人，留下真正的好老师，对学校，对学生，难道不是好事吗？”
这话既给了压力，也指明了出路，自然也是暗含了对某些依靠关系混日子者的敲打。
这时，我看向旁边的孙向东，孙向东正靠在椅背上看杂志。
“向东书记，你是合作方代表，你也说说你们的看法。平安县的红高粱酒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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