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武器，也需要我们在政治态度上支持他们，因为相比我们而言，荷兰人和西班牙人才是他们的真正竞争者，毕竟他们的战场可不仅仅在南海，而是在整个世界！对葡萄牙人来说，选择跟我们合作，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在这片区域内少了一个对手，多了一个伙伴。我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阮经贵听得似懂非懂，他本来就对西方各国之间的关系不甚清楚，又如何能明白施耐德所说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竞争关系？不过施耐德说的最后一句他倒是听懂了——葡萄牙人选择跟海汉合作的根本原因，还是不想跟海汉人为敌。
施耐德接着说道：“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所掌握的造船技术远比葡萄牙人要高，我们欠缺的只是实施这些技术的熟练匠人，他们无需担忧会泄露了手中所掌握的秘密，倒是可以试试看有没有机会从我们这里学到更先进的造船术。”
阮经贵道：“如此一来，那岂不是刚好便应了施总刚才所说的‘教会徒弟，饿死师父’这一句？”
施耐德转头看看阮经贵，笑了笑道：“就算我们愿意教，想学也不是短时间能学会的。就算能学会，这船上很多东西在其他地方也是造不出来的。而且葡萄牙人送来的船匠都跟我们签了长期合约，五年之内不得离开，至于五年之后嘛……或许到时候赶他们都赶不走了。”
虽然不知道施耐德的信心从何而来，但阮经贵也很识趣地没有再就此追问下去。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不会被允许接触到某些技术层面的内幕，海汉的造船技术绝对独步南海，又怎会轻易让外人学走。葡萄牙人选择派匠人来三亚加入海汉人的船厂，如果真是抱着偷师的念头，那只怕真的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施耐德关于造船的说法倒真不是在吹牛，根据双方协议，葡萄牙人送了三十多名船匠到胜利港造船厂工作，并签订了五年合约。在此期间由海汉一方负责船匠们的生活安排，并给予约定的工作报酬，五年之后船匠将获得自由之身，自行决定是离开还是继续留下来。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已经足以让相关部门把这些外来工匠的脑子里里外外反反复复给洗上若干遍了，不用等到五年期满，大概就会有一批自愿加入归化民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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