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重复了几遍，语调没有任何起伏，却有一种安抚人心的节奏感。
也许是镇静剂的作用，也许是手腕上那稳定而不容忽视的触碰，也许是那平静的声音成为了浪潮中的一个锚，查尔斯的挣扎渐渐平息下来，急促的呼吸慢慢缓和，重新陷入药物带来的深沉睡眠。
只是，他的眉头依然紧紧锁着，仿佛在梦中仍背负着千斤重担。
福尔摩斯没有立刻松开手。
他保持着这个姿势，又静静站了一会儿，确认查尔斯的脉搏逐渐平稳，呼吸不再那么困难。
然后，他才极其缓慢地抽回手——动作慢得近乎僵硬——将查尔斯的手臂放回被子里盖好。
指尖离开皮肤的刹那，他察觉到自己的手指在难以察觉地轻颤。
他凝视着自己的手，那提取证据，演奏小提琴，以至于进行精密实验时都无比平稳的手，此刻却背叛了他的意志。
福尔摩斯握紧了拳头，重新坐回椅子，背挺得笔直，但整个姿态透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
窗外的最后一点天光熄灭了。
“事态失控”的预感化为了现实。
他看出了问题，精准地指出了问题，甚至预见到了某些后果。但这一切在眼前这具剧烈咳嗽后面色灰败的年轻躯体面前，显得如此无力。
他的话语，那些冷静的分析，是否像最后一根精准投掷的稻草，压垮了本就岌岌可危的骆驼？
他知道，他知道病灶深种，压力叠加，崩溃几乎是一种必然，他的话语或许只是提前触发了那道引线。
但这个认知，此刻无法带来丝毫解脱。
它变成了一种更沉重的负担：
既然预见了，为何没能阻止？
既然自诩观察入微，为何直到对方咳出血来，才将“危险”的标签从“潜在”更改为“即刻”？
责任。关切。担忧。一点一点漫上心头。
没有掺杂任何分析兴趣的担忧。
查尔斯·凯普莱特，这个带着一身谜团、才华与病痛住进阁楼的年轻人，不知不觉间，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有趣的案例”或“潜在的灵感来源”。
他是会欣赏自己小提琴曲调的听众——即使那调子常常离经叛道。
是能在某些话题上进行超出常人水平，以至于令人愉悦的智力碰撞的对话者。
是华生尽心尽力呵护的病人，是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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