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款是伦敦大学学院“科学进步与公众理解学会”，讲座时间定在两周后的一个下午。
邀请他作为“近期备受瞩目的科学文学作者C.C.凯普莱特先生”，做一场约一小时的演讲，主题自定，但建议可与“科学幻想中的未来图景与社会启示”相关。
查尔斯放下信，靠进椅背，闭上眼睛。单行本的修改。竞争性的高稿酬短篇约稿。大学讲座的邀请。
身体在沉默地抗议，胸腔深处传来隐隐的钝痛和痒意。
他知道自己应该谨慎，应该推掉一些，应该以休养为先。
华生一定会这么劝他，哈德森太太也会忧心忡忡。
但脑海中有另一个声音，冷静到近乎冷酷地分析：伦敦大学学院的讲座。
这不是布鲁姆斯伯里区的私人沙龙，这是正式的学术场合，面对的是学者、学生、评论家。
如果成功，这将是“C.C.凯普莱特”这个身份一次至关重要的“正名”与提升，能极大巩固他在知识界的声誉，其价值远超稿酬。
那些批评的声音，或许能被一次有力的公开亮相所部分抵消。
而“蒙太古”那边的高稿酬，是解决生存压力的最快途径。
单行本的出版，则是长远的名声积累。
风险在于他的身体，在于他能否在短时间内准备好一场高质量的演讲，在于他能否同时驾驭两种创作身份而不露破绽，在于过度消耗之后，那具早已发出警告的躯壳是否会彻底崩溃。
就在他凝神权衡时，楼下起居室隐约传来压低的谈话声，是福尔摩斯和一个陌生而焦急的男声。
断断续续的词句飘上来：“……我必须知道……那只非洲灰鹦鹉……它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福尔摩斯的回应简洁而冷静，带着那种剥离情感的诊断语调。
即便是深夜，贝克街221B的“咨询”业务也未曾打烊。一桩关于会说话的鹦鹉的离奇死亡，或许正为明天的《泰晤士报》奇闻版提供素材。
窗外的光线又暗淡了一些。
查尔斯睁开眼，目光扫过桌上那本福尔摩斯赠送的《英国诗选》，深蓝色的封面在昏暗中显得格外沉静。
“无视杂音，前行即可。”
他深吸一口气，拿起笔，铺开新的信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