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亮平站在办公桌前，看着季昌明那张客气而疏离的脸，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他被架空了。
不是被免职，不是被调查，就是被“安排”到了一个不需要他来、也没人找他、连桌子都给他收走的位置上。
他转身走了出去。季昌明在身后说了一句“亮平，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他没回头。
那天下班前，侯亮平路过行政处，往里面看了一眼。
他原来那张办公桌上，已经坐了另一个人——一个刚调来的年轻人，正低头看文件，桌上摆着一盆新买的绿萝，看起来生机勃勃。
那个年轻人抬头看到侯亮平，愣了一下，然后礼貌地笑了一下：“侯局好。”
侯亮平也笑了一下。他觉得自己的嘴角在抽，但努力控制住了。然后他转身走开了。
走出省院大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他站在门口，掏出手机翻了一下通讯录，想找个人说说话。翻了半天，他发现通讯录里存着几百个号码，但没有一个是他现在能打过去的。
他想了想，拨了沙瑞金的电话。响了三声，通了。但说话的不是沙瑞金本人，是白秘书：“侯亮平同志，沙书记正在开会，不方便接电话。您有什么事需要我转达吗？”
侯亮平握着手机，站在路灯下，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不用了。没别的事。”
挂了电话之后，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沙瑞金跟他说过的那句话：“如果有什么事情能让大家的注意力回到正轨，那也是对工作的一种帮助。”那时候他还是“钟家女婿”，沙瑞金需要有人去转移老干部的注意力，所以愿意给他一个默认的空间。现在他离婚了，钟家不认他了，沙瑞金也就不需要他了。
他站在路灯下，开始意识到一个事实：他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清出这张桌子。先是办公室，然后是工作分配，然后是电话沟通——每一项都客气，每一件都不留痕迹，但合在一起，就是一把无形的手在把他往外推。
而最讽刺的是，他发现自己在被“安排”的过程中，连一个可以申诉的对象都找不到。
季昌明是程序性处理，行政处是执行指令，沙瑞金不接电话。
所有人都在“走流程”，而流程的结果就是他在反贪局的职位变成了一个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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