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a已完成两轮问讯，第一次持续三个小时，第二次补充确认投诉材料中的日期和人员。
“她改过证词吗？”
“没有，核心事实和最初提交的投诉完全吻合。”
“检方问了什么？”
“谁要求她修改记录，谁取消了她后续排班，投诉递交后Marcus和医院管理人员分别找过她几次。”
“她怎么回答？”
“按事实回答，能确认的就确认，记不清的没有猜。”
贺知舟翻到证词摘要，里面保留了几处无法确认具体时间的标注。
“这反而更可信。”
“检察官也是这个判断。”
“医院联系过她吗？”
“联系过两次，一次询问能否通过内部调解结束劳动争议，一次要求她对外保密。”
“她答应了？”
“拒绝调解，只同意不公开检方材料。”
陈志远停了几秒。
“她没有被收买，也没有改口，至少到现在，她站得比不少职业证人都稳。”
“她有独立律师吗？”
“有，我们帮她联系了证人援助机构，费用由公益项目承担，和你的案件代理分开。”
“安全方面呢？”
“目前没有人身威胁，工作压力存在，医院把她调离原科室以后，新的排班仍比同职级人员少。”
“这份记录交了吗？”
“在人事档案里，检方已经调取。”
贺知舟拉到邮件末尾。
检方预计在两到三个月内完成证据审查，并决定是否提起公诉。
“为什么还需要两到三个月？”
“医疗记录多，术中操作需要专家意见，检方正在确定两名独立鉴定人。”
“鉴定范围？”
“记录修改是否影响后续处置，Marcus当时是否明知风险，以及他的行为和患者损害之间能不能建立刑事责任联系。”
“人选可靠吗？”
“一名来自汉堡，一名来自慕尼黑，都没有在夏里特任职，也没有参与Marcus所在的学术委员会。”
“他会干预人选。”
“检方要求申报过去十年的合作，论文署名和会议资助，发现关联就换人。”
贺知舟把手机放到桌上，打开电脑查看附件里的时间表。
“如果决定不起诉呢？”
“我们可以申请复核，也可以继续走职业纪律程序和民事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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