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暴增，工业虽然也在发展，却没办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加上中国产业化刚开始。强大的压力与经济的野蛮生长，使得社会乱的很。
见湖北省委的同志们满脸的为难，何锐问出了他与李润石讨论过的问题，“同志们，人民到底是我们所要服务的对象，还是国家的某种资源？”
这个问题问出来后，湖北省委的同志们都变了脸色。有些人义愤填膺，有些人满脸无奈，有些人的对抗意识开始快速上升。
何锐知道这不是湖北1个省的问题，他在各个省都遇到了类似的反应。生产力发展不仅仅是社会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动荡的根源。
果然在何锐与湖北同志们的交谈中，何锐感受到了湖北内部的对立。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速度之快超出同志们的想象，尤其是战前3年的经济衰退时期，让文明党内同志们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讲述的“经济危机”有了深刻的理解。
在经济危机期间，央企与地方企业苦苦支撑，为国家承担起了沉重的负担。而黑心资本家们则在经济危机期间只顾自己利益，捞钱的手段已经突破了底线。甚至通过停产歇业解雇工人的方法保全自己。
两相对比，导致湖北省与其他快速工业化的省份中都出现了大量认为资本家完全应该吊路灯的左派。
随着第2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中国解放了大量的殖民地，中国经济通过与新成立国家的贸易与投资瞬间就爆发起来。之前经济危机期间看似完全没有回收可能的投资瞬间就充分开工，大赚特赚。社会资金开始大量投入生产领域，又开始从兴旺的生产中赚钱。
之前因为严峻的经济局势而不敢吭声的1些被认为是“右派”的同志，开始弱弱的表示，国家的资金都来自于人民的税收，鉴于工业投资的风险，随意投资只会搞的1地鸡毛。社会资金的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补充。他们可以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必须的灵活性。
不仅湖北省内的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全国工业化地区也都出现了这样的分歧。这种分歧也因为其他矛盾，导致了党内出现了1种“气话”。等战争胜利后，非得分出个高低上下，甚至是你死我活。
与李润石这样的大战略家与大政治家讨论这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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