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我认为苏联的经济政策有问题。”
何锐摆摆手，“如果命令式经济政策搞20年后，并没有全面调整，这个经济政策就将是苏联的致命问题。但是从现在开始的20年，这套经济政策将快速解决苏联面对的‘有没有’的问题。所以，我相当欣赏斯大林同志的战略眼光。我也希望你不要小看斯大林同志。”
莫里循不服气，“同样是解决有没有，我们为什么就没有问题？”说完，莫里循又觉得自己这说法有些武断，便调整了一下，“的确，苏联正在被封锁。可我们现在难道没有被封锁么？但是我们引进和发展的时候可比苏联有效的多。”
“那是因为包括你在内的同志们都很优秀，有着比苏共中央更出色的能力。”何锐答道。
莫里循一愣，何锐很少这么坦率的称赞同志们。在中国的文化中，领导者对高级官员进行这样的称赞会被认为是多余的，也是不合适的。所以莫里循答道：“主席，我认为是社会制度的优劣。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与苏联命令式管理不同，是从统计消费能力以及当地自然环境与生产能力入手，采取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你说的没错，但是有些刻板和教条了。苏联从俄国时代就是人少地多，一个农民拥有20亩地属于稀松平常。在中国是人多地少，中国土改后，土地已经分的很公平了，一个农民也就几亩地。但是，中国这种人多地少的局面也不是全然没有好处。由于人口密集，中国就出现了粮食交易频率高，中国历代政府只要像点样，都会想办法促进这些交易。你去过苏联，在飞机上看过苏联的国土，你觉得苏联农民自己运输粮食，成本得多大？”
莫里循在中国南方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听何锐这么说，就想起农民们秋收后，用乌篷船运输粮食到集市上出售。再想想俄国的土地，只能点头。
何锐继续说道：“所以苏联的问题在于基建不好，可苏联国土巨大，人口就那么点，让他投入高质量基础建设，苏联搞不起。就只能将就一下。而这种将就本身，又导致了很多问题……这样吧，正好铁道部的杨楚柳同志要来做个汇报，你一起听听。也许你就明白了。”
莫里循来了兴趣，当即表示同意。既然何锐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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