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它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以身作则的态度，走不了依法治国之路，但仍旧要尽可能地约束权贵阶层，从九五之尊开始。
听完《燕律疏议》后，之前为衍圣公求情的群臣，顿时没了声响。
君上为了给孔圣人之后定罪，都让自己与庶民平等了，再加上近来受牵连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还能如何？
蔡京宣读完毕，裴宣退回，殿内静默。
李彦俯视群臣，想到了明朝第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绪。
那是自小聪慧的神童，十岁时入京见驾，应对得体，颇受堡宗的赏识，“握其手置膝上，语良久”，结果到了成化年间，这位二十二岁的衍圣公在曲阜胡作非为，连闲散言官都看不下去的地步，联合对其进行了弹劾。
最后罪名查出，“非法用刑，奸淫乐妇四十余人，勒杀无辜者四人”。
二十二岁啊！
而且查出来的是这些，真实罪行只可能多，不可能少。
明宪宗勃然大怒，下旨将孔弘绪“械至京理问”，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士大夫立刻炸开了锅，一再求情，但三法司对罪行进行反复商讨后，由于过于触目惊心，还是给出了“坐斩”的判决，可惜迫于文臣压力，终究不能将衍圣公斩首，最终开恩将其“革职为民”。
毫无疑问，这位一介白身，日子依然过得逍遥自在，更夸张的是，后来随着文官势力愈发强大，居然又有人提出此人已经“改过迁善”，请求让其官复原爵，这个离谱要求没有被完全满足，还是恢复了冠带，意味着不再是平民，之前的罪名一笔勾销。
从某种意义上，这是打孔子的脸，因为所作所为与儒家的“德”与“礼”完全是背道而驰，但所谓孔圣真正到了后世，也是一个符号，文官势力越强大，衍圣公越是肆无忌惮，必须有特殊待遇，不想有也得有。
而如果孔圣之后都要遵循律法，那文官的地位自然更不可能凌驾于律法之上。
现在正是如此。
百官闭口，选择屈服，并不是屈服于铁血强权之下，而是公理道义上确实不占理，再行狡辩，也是无计可施。
李彦开口，为此事定基调：“任申先一案上，曲阜孔氏虽有私念，却不足为罪，我燕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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