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几天。
原因很简单。
首先，决策链极短。他提出的任何技术方案，最多经过两层审批就能进入执行。
那个叫李一男的CEO每周会来产业园至少两次，现场拍板的效率高得吓人。
更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母公司提供的那个叫‘飞书’的办公软件。
所有专业术语和图纸批注，在聊天框里都能实现精准的实时中英互译，彻底抹平了语言的鸿沟。
其次，供应链就在隔壁。需要打样的零件，发个消息给采购，第二天东莞或者重庆的工厂就能寄出样品。
不像在瑞典，一个定制件可能要从德国或者意大利的供应商那边等上六周。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这帮中国工程师不要命。
他不是在夸张。他们真的不要命。
刚来的头两个月，埃里克严格按照欧洲的作息习惯，早上八点半到岗，下午五点收拾东西回宿舍。
结果每天早上来的时候，中国同事的办公桌上永远摞着昨晚十一二点才打印出来的新方案。
有一次他忍不住问旁边那个叫陈星河的年轻工程师：
“你们每天都加班到这么晚？”
小陈当时正啃着一个肉夹馍，满嘴油渍地笑着说：
“不算加班啊，这就是正常节奏。”
“而且公司给的加班费实在是太丰厚了，平时一点五倍，周末直接双倍，真金白银从不画大饼。”
“我们大老板说了，两年把车造出来，只要节点按时交付，不仅年底发二十四个月的薪水还有额外的奖金。时间紧任务重，大家这是在给自己挣身家呢！”
两年造出一台车。
埃里克当时听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是：疯了。
在欧洲传统车企，一款全新车型从立项到量产，五年是基准线。
七年也很常见。即便是效率最高的日本车企，也很少能压缩到三年半以下。
但现在，看着厂房里那台已经初具雏形的“星驰”工程验证车，看着每天都在快速迭代的底盘数据，埃里克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这帮人可能真的做得到。
当然，适应这里的生活并不容易。
头三个月几乎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间。
语言是第一道坎。虽然核心沟通用英语没问题，但日常生活全是中文。
去食堂打饭、去超市买东西、甚至跟宿舍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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