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晨军抬腕看了看表，他和刘明远相互点了点头，刘明远说：“我们先去吃饭，今天食堂为我们准备了四菜一汤，吃饭以后，除农业局、林业局、商务局、工业和信息化局的负责人外，其他各部门的同志就先去忙自己的了，区县和我点名的几个局的负责同志，下午两点准时在这里继续开会。”
下午两点准时开会。
温晨军说，上午常务副市长唐敏同志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解决问题的迫切性讲得很清楚了。那么，中央为什么要把三农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这当中有一个认识过程，下面，我根据省三农会议下发的有关资料，谈一些个人的认识。湖北
温晨军说，省三农会议发放的一份资料中说：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发表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把中国的“三农问题”提到了极至。为什么一个有着5000年农业文明史，有4000多年处于世界第一强国地位的中国，在21世纪的农村处于“苦”、“穷”、“险”的境地？究其原因，有以下五点；
一是产业的天然弱质性，种养业，依赖于当地水、土、日照气温等天然资源的配置。人类到目前为止，对天然资源的配置，只能适应，不可能整体改变，只有局部或某一方面改善的可能，如自流灌溉和大棚。具有改善大自然气候的森林和植被，中国实际整体上是破坏，环境在恶化。这是农业的天然弱质性。
二是生产资料的弱质性，种、养业量的增长，依赖于可耕种土地和草原的面积扩张，从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农地面积的国际比较看，有关资料表明：1992—1994年，美国为118.2公顷，加拿大为173.8公顷澳大利亚为1074.4公顷，英国为28.2公顷，荷兰为6.4公顷，低收入国家平均也有1.7公顷，而我国仅有1公顷。我国总体上是一个农业资源缺乏的国家，在农业人口直线上升的情况下，在有限的可耕地上不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加之，中国有史以来历次“均贫富”的革命，首先是均田地，必然是小农经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即使进入工业化时期，农业机械化投入大、成本高，没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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