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沈南星第一次见顾承安，是在医院新职工培训的阶梯教室。
那天阳光很好，她穿着白衬衫和黑色长裤，胸前别着临时工牌，坐在靠窗的位置。教室里挤满新来的医生、护士、技师和行政人员，大家都年轻，眼睛里有藏不住的兴奋。
顾承安迟到了两分钟。
他抱着一摞资料从后门进来，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找位置时不小心碰掉了沈南星桌上的笔。他弯腰捡起，低声说：“不好意思。”
沈南星接过笔，看见他工牌上的名字：顾承安，外科。
那时候的顾承安还不像后来那么沉稳，笑起来有点腼腆，讲话也不像现在这样永远克制。他坐在沈南星旁边，培训老师讲医院历史时，他在纸上认真记笔记，连食堂开放时间都写得整整齐齐。
中午排队领饭，沈南星发现他又站在自己后面。
“你也一个人？”他问。
“嗯。”
“那一起坐吧。”他说完似乎怕唐突，又补了一句，“新来的都不认识，搭个伙。”
沈南星觉得这个人挺实在，就答应了。
他们的熟悉是慢慢来的。医院很大，科室不同，但新职工培训后还有各种考试、团建和讲座。他们常在食堂遇见，偶尔一起坐一桌。顾承安读研时家里条件一般，吃饭很节俭，沈南星有时看见他只点一个素菜，就把自己多打的鸡蛋夹给他。
顾承安一开始不好意思，后来会在值班后给她带一杯热豆浆。
那时候沈南星刚进急诊科，每天被老护士训得眼眶发红。她学扎针、背流程、记药名，回到宿舍还要写笔记。顾承安也忙，手术室、病房、科会，常常累得在食堂坐着就能走神。
他们谁都不轻松，可那时候的苦是有盼头的。
一天夜里，沈南星下班后在医院后门等公交。雨下得很大，她没带伞，只能站在屋檐下。顾承安从住院楼出来，看见她，撑着伞跑过来。
“你住哪儿？我送你到车站。”
“不用，你也累。”
“顺路。”他说。
其实一点也不顺路。
那把伞不大，两个人走得很近。雨声盖住了很多尴尬，也让人心里生出一点安稳。到车站时，沈南星半边肩膀是干的，顾承安的右肩却湿透了。
她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会打伞？”
顾承安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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