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看到了雷曼死后发生了什么。他们的选民打电话来哭诉退休金缩水了三分之一。他们的金主企业今天融不到一分钱来发下周的工资。他们选区里的银行网点开始排队取钱。"
保尔森咬着牙，把这个可能的重大失误置换成了赤裸裸的政治筹码：
"不流血，国会的那些蠢货是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的。"
他的呼吸变得粗重了一些。
"雷曼的倒下不是一个错误。它是必要的代价，是我们现在能够站到国会面前、要求他们交出七千亿美元的唯一前提。
没有那些惨烈的后果，没有那些电视上排队取钱的老太，你觉得他们会投赞成票吗？"
会议室陷入了某种接近于真空的沉寂。
盖特纳始终没有抬头。他的目光落在面前那支被他摆得与笔记本边缘完美平行的钢笔上。
他没有反驳。
从纯粹的政治力学来看，保尔森的逻辑似乎是无懈可击的。没有雷曼之死引发的连锁灾难，国会永远不会被吓到签字。
这是美国政治机器的物理法则——只有在切肤之痛面前，它才能被激活。
但盖特纳手指间那支钢笔，被他极其缓慢地、极其轻微地转动了半圈。
这是他唯一的表态。
无声的。
但在场的另外两个人，如果足够敏锐，都能读出那半圈里包含的东西：
你用几十万人的失业、几千亿的市值蒸发、几百万家庭的退休金缩水，来作为政治筹码。这个逻辑是对的。但如果我是那些失业的人里的一个，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盖特纳终于抬起头。他的脸上已经恢复了那种干净的、不带温度的务实。
"那就明天拟出大纲。"
他把话题从凝滞里拽了回来，"去国会之前我需要看到完整的法律框架和资金运作结构。本和我全力配合你应对听证会。"
他停了一下。
"但在国会扯皮的这几天到几周里，我们得想办法让大摩活着。ESF担保和AMLF能稳住货币基金，但如果大摩在法案通过之前就倒了——"
"我知道。"
保尔森打断了他。
"他们那边已经在做转型的准备了，高盛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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