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十、一百、两百，数字一点一点地往下掉，像沙漏里的沙，留不住。
她心疼，但不心疼到能让她从牌桌上站起来。
疼到一定程度就麻了，麻了就不疼了，不疼了就继续打，打了又输，输了又疼，疼了又麻。
一圈一圈地转，像推磨的驴，以为自己在往前走，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
赵大彪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不打牌，也不去牌桌上看她，他只是在每个傍晚准时把保温桶放在她家门口的台阶上，然后坐在门槛上等。
有时候等到天黑，有时候等到半夜，有时候等到保温桶里的汤凉透了，韦红霞还没回来。
他把凉了的汤带回家，第二天热一热再送来，凉了再热，热了又凉，反反复复，像他那条永远好不了的瘸腿，不指望痊愈，只是习惯了疼。
有一天晚上，韦红霞输得特别多。五百多块，快赶上赵大彪一个月的收入了。
她从王老三家出来的时候脸色发灰，嘴唇发白，走路都在打晃。
风很大，吹得她头发乱飞，短头发扎在头皮上像一层灰色的铁屑。
她走到家门口，看见赵大彪坐在门槛上，保温桶放在脚边，手里夹着一根烟，烟已经灭了，烟灰积了很长一截，风一吹就散了。
“大彪，你怎么还在这儿？天这么冷，你腿受得了吗？”
赵大彪把那根灭了的烟在台阶上碾了碾，站起来，把保温桶递给她，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是说了一句：“红霞姐，明天别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