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霞姐，我不是催你。我是替你着急。”周五金的声音变得很诚恳，诚恳得像一个真心实意为朋友着想的人。
“你儿子在广东，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一个人，没个依靠，老了怎么办？你不想盖房子了？你不想让小杰回来有个像样的家了？”
韦红霞的手指在桌沿上轻轻颤了一下。
房子，那栋白墙红瓦的两层小楼，铝合金门窗，门口种着枣树。她梦见过无数次，每次梦见都想伸手去摸，但每次都摸不到。
“你的身体，我问过周医生了。她说你恢复得不错，可以适当……适当工作。”
周五金把“工作”两个字说得很轻，像是在说一件很体面的事，“红霞姐，我不是逼你。你自己想清楚。”
他站起来，把酒杯里剩下的酒一口干了，把信封留在桌上，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红霞姐，这个星期有三个客人，都是老客户，干净，没病。你要是想接，给我打电话。不想接，就算了。信封你留着，算我给你的营养费。”
周五金走了，院门关上了，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
韦红霞坐在椅子上，看着那个白色的信封，发了好一会呆后，她伸出手，把信封拿起来，打开；里面是一沓崭新的百元钞票，三十张，带着油墨味。
她把钱抽出来，一张一张地摸，摸到第十张的时候，手指停住了。
韦红霞想起刘平奎活着的时候，每次从工地寄钱回来，她也是这样一张一张地数，数完了告诉自己:要省着花。
她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省。省到一顿饭只吃一个菜，衣服破了补补再穿，连卫生巾都买最便宜的。
可是省出来的钱，离十五万还是差着十万八千里。
她把钱装回信封，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刘平奎的遗像前。
香炉里的香快燃尽了，她换了一根新的，点上，看着青烟袅袅地上升。
“平奎，”她说，“你说我该怎么办？”
遗像里的刘平奎笑着，不回答。
韦红霞在遗像前站着，站到腿都麻了，才转过身，走回桌前，把信封塞进了口袋里。
她没有给周五金打电话，也没有发消息。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韦红霞去了一趟镇上。她去了建筑工地，工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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