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糕’分得好，就越能把‘蛋糕’做得大、做得快。”
而广东的汪洋却说：“要做大蛋糕，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
于是，便有了“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孰是孰非、何去何从的争论，便有了“做蛋糕”与“分蛋糕”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争论。许多左派同志认为“两种模式其实就是两条路线的问题”：认为“广东模式”是“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发展模式，是为GDP（大蛋糕）牺牲一切的模式”，而“重庆模式”才“顺天应时”，“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实在宋长江看来，这件事情上，汪洋的“做蛋糕”与薄熙来的“分蛋糕”并不矛盾。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里所说的“做蛋糕”与“分蛋糕”，所指的并不是同一块蛋糕。“做蛋糕”所做的是整个GDP的“大蛋糕”，而“分蛋糕”所分的还只是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小蛋糕。如果非要把它们说成是同一块蛋糕的话，那“分蛋糕”所分的也是“大蛋糕”经过初次分配后剩下的部分，或者是政府所能支配的那部分。宋长江心里很清楚，全面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便是国有企业也与原来的全民所有制大不相同。在少数人占有资产和掌握分配权的情形下，普通职工与各级管理阶层的收入对比悬殊到离奇，这就造成初次分配的绝大部分所得，都落在外资或利益集团手中，而亲手做这块蛋糕的广大劳动群众所分到的，却少得可怜。这也是我国所津津乐道的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吧。
在民怨沸腾的形势下，为了将这块大蛋糕继续做下去，利益集团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于是，就出台了一些所谓“分享改革成果”的办法，诸如扶贫、社保、救济、新农合等，这是国民收入的再次和三次分配，是政府手中的“小蛋糕”。重庆在这方面动作比较快，力度比较大，社会反响也比较好，这就是所谓的“分好蛋糕”。
应该说，在当前形势下，迈出“分好蛋糕”这一步实属不易，给予它积极而中肯地评价并不为过；但由于目前它对那块“大蛋糕”还基本没敢触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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