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康的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随即舒展开，语气带着一丝公事公办的无奈：
“育良书记，公安机关接受的是地方党委和上级公安机关的双重领导。”
“涉及具体业务执行层面的事务，特别是这种专业性强、风险高的行动，作为市委书记，我确实不便插手过细，以免有干预司法、以权代法之嫌。况且，”
他话锋一转，带上了对下属的“信任”。
“赵东来同志是经验丰富的老公安，在政法战线工作多年，能力是经过考验的，我对他的工作能力是信任的。”
“至于他为什么没有主动向省公安厅请求指导或支援……”
李达康略作停顿，似乎在斟酌用词。
“我个人推测，这可能与新任省厅厅长曹闯同志刚刚到任有关。”
“因为大风厂非法储存汽油这个重大隐患，赵东来同志作为京州市局局长，已经被曹闯同志专门叫到省厅严厉批评过。”
“东来同志可能也是出于……不想给新领导留下京州公安‘能力不足’、‘事事需要上级收拾烂摊子’的负面印象，所以选择了自行组织力量执行这次任务。”
高育良听完，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地扫过李达康的脸，捕捉着他每一丝细微的表情变化。
然后，他抛出了那个最为核心、也最为致命的问题：
“达康同志，我们调查小组注意到一个关键细节。”
“在‘九一九’事件当晚，京州市公安局联合光明区分局对大风厂展开执法行动时，市交警部门已按照预案，对大风厂周边的主要交通干道实施了临时封闭管制，禁止无关车辆人员进入。”
“然而，”
高育良的声音陡然沉缓，带着洞穿一切的力量。
“奇怪的是，负责大风厂后续拆除工作的拆迁队，其人员和大型机械，当时就在一街之隔的街道上‘严阵以待’，仿佛随时准备进场。”
“请你解释一下，这支拆迁队是如何突破交警设置的封闭管制区域，出现在核心现场外围的？”
“这是否意味着，当晚的行动存在某种‘默契’或‘协同’——即市公安局前脚行动，控制厂区、压制护厂工人，后脚拆迁队就立刻跟进，趁乱对大风厂实施强制拆除？”
这个问题如同一把冰冷的匕首，瞬间抵在了李达康的咽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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