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加入WTO之后，南方多临海，进出口贸易带动了诸多民营经济的发展。而活跃的民营经济，又会带动国企接触到更多的信息，他们也就能动起来。而只要动起来，以我们国家的制造力，目前还不用太担心产量过剩的问题，所以效益越来越好是必然的。北方国企相比就差多了，重工业的北重南轻，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
“第二点，和第一点相关。活跃的民间经济会让政府官员主动或者被动地去了解、去学习新的东西。这会让他们在政策制定时有多种多样的办法。而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就缺乏了这种变化——这跟历史原因有关，也和长期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有关。”
“第三点，东南地区我观察过，基本上发展得好的地方，都有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它们开发一个新的赛道，会让更多的人跟着去开拓这个赛道。在现在这个增量时代，就会形成大家伙都挣钱了的局面。”
说到这里，杨凡话锋一转，把时间的维度往更深更远处推了一步，把整趟东北之行那些在绿皮火车上反复思考的东西凝聚成了最后一段话。
“这差异从政府到民间都是有的，根在历史上！”
“比如南方的民间经济自宋朝就活跃了起来，一直到了今天。而北方则是多战之地，从古至今反复经历战乱的破坏和重建，无法养育出一个安稳的、能够让百姓自行发展的民间营商环境。”
“这种历史惯性沉淀下来，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南北方发展模式的深层差异。”
杨凡说了约莫有十五分钟，一开始大家还老神在在地靠着椅背听着，偶尔端起茶杯抿一口，姿态是标准的参会者姿态。
可等他说到第二点的时候，坐在他下面的几个处长已经开始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着什么。到了第三点和最后的史论部分，连那些平日里自诩见多识广的司长们也停下了转笔的手指，认认真真地在纸上记下了一行行要点。
杨凡的这种观点，将地域差异、民间经济活力、龙头企业带动效应和历史惯性这四个维度串成一条完整的因果链，可谓给他们打开了一道新的大门。
他们不是没想过这些因素，但从来没有人能把这些散落各处的观察用这么清晰、这么有说服力的逻辑串起来。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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