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十月底，北平《晨报》发表署名文章，文章上公开提倡“贤妻良母主义”，认为女性受教育的目的应是更好地料理家庭，要求妇女回家。
第二天国府控制下的报纸纷纷转载，大肆鼓吹妇女回家，为了让妇女回家，更是包装出了民族复兴论这个观点。
报纸直接将女性母职拔高到“强国强种”的高度，认为妇女回家料理好家务，教育好子女，才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
面对报纸上铺天盖地的鼓吹妇女回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和左翼文化立刻站出来反驳，鲁树人这位老哥再次举起了他那杆杀人不见血的笔，犀利的反驳报纸上的观点。
支持派和反对派在报纸上你来我往的互相厮杀。
就在双方激烈争吵时，三夫人站了出来，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妇女的母性和家庭责任，直接把妇女的“天职”定义为料理家庭，教养子女，认为这是强种强国的基础。
校长也站出来宣布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核心，强调生活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
运动的第一批宣传材料中，明确提出了妇女要回到家庭，做一个贤妻良母。
三夫人同时担任新生活运动的妇女工作总指挥。
校长和三夫人的站台，使得支持派的声音一时压过了反对派。
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的报纸纷纷调转笔头，争先恐后地刊登“贤妻良母”主题的文章，一时间打的反对派溃不成军。
远在坤甸的李学文，在看到报纸上的内容后，整个人都懵了。
不是，什么情况，新生活运动不是应该在两年后才发起的嘛？怎么今年就发起了？
还有“妇女回家”论战，这不是明年才出现的全国性大辩论吗？怎么成了新生活运动的导火索了？
看着报纸思索了很久后，李学文脸上挂上了一个诡异的微笑。
校长这是在跟他李某人较劲啊。
他李某人搞个什么运动，校长就要立刻跟上，势必要在每一个领域都压兰芳一头。
兰芳重视教育，校长也重视教育，兰芳搞妇女解放，校长就搞妇女回家，自己搞男女平等，校长就搞贤妻良母，自己写打油诗夸女工，校长就推新生活运动强调礼义廉耻。
这既是政治理念之争，也是个人意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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