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的几名干事一路小跑，鞋底在水磨石地面上敲出一串急促的响声，档案室在三楼走廊尽头，铁门上的挂锁被保管员抖着手开了两次才打开。
保管员是个四十来岁的瘦高个，脸色比平时白了三分，他管了十几年档案，从来没见厂里调档调得这么急。
书记的秘书站在门口说：“所有涉及钟大山同志的档案——抚恤金发放凭证、遗属补贴拨付记录，一份不许少，全调出来，立刻。”
保管员应了一声，钻进档案室，铁架子上的档案盒按年份排列，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三年的标签已经泛黄，他把三个年份的盒子全搬下来，摞起来有小半人高，干事们接过档案盒，抱着就往二楼跑。
二楼东侧的三间办公室被临时腾出来做了联合调查组的办公点，市局的公安在左手第一间，冶金工业部调查组在中间，烈属办和市纪委在右手那间。
走廊里站满了人，有穿着公安制服的在低声交流，有夹着笔记本的秘书匆匆穿过人群，有人把一摞摞档案盒往临时拼起来的长条桌上放，桌腿被压得吱嘎响。
市公安局来的经侦老手姓方，四十出头，脸上的表情不多，坐在桌前把档案盒打开，一份一份地摊开来。
抚恤金发放存根、遗属补贴拨付台账，每一页泛黄的纸都是一条线索，他用手指点着纸面，逐行往下看，看到一半，手指停了。
“钟大山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牺牲，一次性抚恤金八百元，领取人签章——”
方公安把那张存根抽出来，放在桌面上，让旁边两个同事也看清上面的字迹；“易中海，领取日期，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五日。”
旁边一个年轻公安凑过来看了一眼，皱起了眉：“易中海是谁？按规矩抚恤金应该直接送到家属手上，为什么是他签字领的？”
方公安没答话，继续往下翻，抚恤金之后是每月二十元的遗属补贴，台账上记录得很清楚：一九六二年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十月，共四十六个月，合计九百二十元。每一笔的领取人签章栏里，都盖着同一个人的印章——易中海。四十六个墨印，整整齐齐排列在泛黄的纸页上，像一条铁链，把三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锁得死死的。
方公安把台账合上，站起来，走到门口，跟走廊里等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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