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制止了。他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调查组领导：“王主任，各位领导，我有责任！我没能提前发现胡XX等人的思想动摇，没能制止这场悲剧……我请求组织，处分我！”
一套组合拳下来，有高度，有“功绩”，有不可抗的“意外”，有卑鄙的“叛徒”，有悲壮的“自卫”，还有主动的“请罪”。真真假假，虚实结合，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有功劳、有苦劳、有委屈、有担当的悲情英雄形象。
那么，谁能否定这个“真相”呢？刘枸和田定？这两人是贾怀仁的铁杆，早被私下叫去“统一思想”了。在调查组面前，他俩赌咒发誓，说的跟贾主任一字不差，还补充了许多“生动细节”，比如大胡子平时就“牢骚满腹”，比如刀疤脸如何“忠勇”，听得调查组的人直皱眉。
其他知情人？对不起，都留在山里了，死无对证。唯一还能开口说出另一个版本的，就只剩胡大胡子、柱子他们三个了。
可他们三个是什么身份？在贾怀仁的定性里，他们是“临阵脱逃”、“煽动哗变”、“杀人灭口”的凶犯！是“革命队伍里的败类”！在那个年代，一位县革委会副主任的指控，尤其是这种涉及“政治错误”和“刑事犯罪”的指控，其分量是极其沉重的。组织上首先要采信的，自然是“领导干部”的汇报。
于是，一场看似程序严谨、实则结论先行的调查“顺利”展开。胡大胡子、柱子和另外那个幸存兄弟，身上的伤还没好利索，刚从死亡的边缘捡回半条命，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没等来组织的抚慰，等来的却是冰冷的手铐和“隔离审查”的通知。罪名是现成的，而且严重得吓人：战时临阵脱逃、煽动哗变、蓄意谋杀革命同志。
任凭胡大胡子在昏暗的审讯室里如何怒吼，如何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字字血泪地讲述如何被抛弃，如何在绝境中挣扎求生，如何为了活命与狼群搏斗，如何在山口与贾怀仁等人狭路相逢、对方如何先拔刀相向……他的每一句真话，在办案人员听来，都成了“狡辩”、“抵赖”，是“企图推卸罪责”。
他的愤怒，被看作“态度恶劣”；他的悲愤，被视作“表演”。有时候，真相并不复杂，但在权力的碾压和预设的立场面前，真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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