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收笔轻，和他父亲在陆家客厅里说“坐”时的语调一模一样。和放在她床头柜上那张陆雪名片上的烫金字不一样。和他第一次在陆家大宅里说“请坐”时那个语调不一样。这个信封上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确认一件事：这是一次正式的、不容拒绝的约见。不是家宴，不是偶遇，不是通过沈佩兰转达的口信。是白纸黑字，时间地点，像一份他签了字的合同。
“他知道你不喜欢接电话。”沈佩兰说。她的声音很平，但说完这句话之后她沉默了一瞬。那一瞬很短，短到如果尼玛没有抬头看她，根本不会注意到。但尼玛抬头了。她看到沈佩兰站在门口的光线里——走廊的窗户外透进来的天光是灰白色的，把她的侧脸照得有些模糊。在那沉默里，她看着尼玛——不是那种她第一次在玄关打量尼玛时的扫描目光，不是那种在茶室窗外看盆景松时的沉思目光，而是一种更慢的、更重的凝视。像是在看一个自己曾经也站过的位置。像是在看一个她也曾面对过、但没有做出同样选择的十字路口。
然后她从皮包里又拿出一样东西——一个透明的小塑料袋，里面装着几颗药片。白色的小药片，椭圆形的，和尼玛床头柜上那瓶棕色药瓶里的一模一样。塑料袋是那种最普通的食品袋，开口处用透明胶带封了一下，封得很整齐。
“这是给你的。你那份翻译的稿费还没到账吧？最近空气不好，你的肺需要按时吃药。陆云他爸不知道我拿了这些。”她把塑料袋放在尼玛手心里。她的手碰了一下尼玛的手指——沈佩兰的手指是凉的，指甲修得整齐，涂着透明指甲油；尼玛的手指是粗糙的，虎口有茧，指节粗大。两只手在塑料袋上重叠了大概两秒钟，然后沈佩兰把手缩了回去。
尼玛接过塑料袋。药片在袋子里发出细微的碰撞声，闷闷的，像远处嘉陵江上货船的汽笛。她看着沈佩兰——那个从来不正眼看她的女人，那个在赵家饭局上目光扫过她骨碟上那滴红油的女人，那个在茶室里说“我在陆家三十多年了”时眼眶泛红的女人。此刻她站在公寓门口，手里还攥着皮包的带子，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大概是“小心”，大概是“别去”，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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