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的身份变了。不是挂名讲学，不是度支书院代院长，是正六品的国子监管属官员。他的课堂打开门就是县学的院子，走出院子就是长安城的街巷，但他现在站的地方，是朝廷的教育系统里一个正式的名字。
上任第一天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度支学堂的章程改了一个字。原来写的是“度支学堂以培养能看数据之官吏为宗旨”。改成了“以培养能让数据流动之官吏为宗旨”。从“能看”到“能让数据流动”，中间只差了一个字。但这一个字花了整整一年。
三月，杜荷给李世民写了第四封直报军书。不是关于商税，不是关于度支学堂。是关于他自己。军书只有一页纸。上面写了贞观二十年二月为止他所做的全部事情和这些事情的后续负责人。商税直报条例的后续负责人是商税清核司杜正伦。度支学堂的后续日常教务负责人是狄仁杰，堂长是他自己。嫁妆单上六条情报线已经全部由各条线上的负责人自主运转，他不再做信息汇总。李治的东宫幕僚团队已经成型，不再需要他去县学做秘密会面。
军书的最后一行写的是：臣所能及者已尽。其余之事，臣力不能及者，皆托于制度与人。望陛下知此。
李世民看了这封军书之后没有批任何字。他把军书放进了那个木匣子里，跟杜如晦的遗书，李承乾的信，薛仁贵的立功名单放在一起。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偏殿窗口，看着外面三月的天空。天很蓝，没有云。李世民站了一会儿，然后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
“杜如晦，你生了个好儿子。”
三月中，杜荷在公主府的书房里把杜如晦的笔记重新从头翻了一遍。翻到贞观十六年腊月的那一页，“赵国公问臣，太子可保否。臣未答。”他在这一页的背面写了一句话：十六年后，儿替父亲答了这道题。太子不可保，但储位可存。保人不如保制度。
他把笔记合上，放回了书架。
院子里的野萝卜又发芽了。今年种的比去年多，墙根下整整齐齐地排了两垄。薛仁贵蹲在田垄中间，拿着那根烧火棍在土里划排水沟。
城阳坐在廊下捻麻线。她捻的麻线粗细不均匀，但她捻了两团，一团给薛仁贵缝靴子用，一团给杜荷纳鞋底用。
狄仁杰不在，他在东宫的书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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