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来自五姓七望的捐赠。不是银钱。是清河崔氏捐的一套完整的长安四门历年货物进出记录。记录跨度从贞观元年到贞观十八年。一共十七册。崔元综亲自送到县学来的。他把册子放在讲堂桌上，说了一句话：这是崔家用三代人攒下来的数据。现在交给书院。不是送，是借。借期一百年。
杜荷看着那摞被翻得有些卷边的账册，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端端正正地写了一张借据。借据上写的是：度支书院借清河崔氏长安四门商货记录十七册。借期一百年。逾期不还者，请崔氏后人凭此据来讨。落款：度支书院代院长杜荷。贞观十九年六月。
崔元综把借据收进袖子里。收的时候手指在纸上停了一下。
“你爹当年跟萧瑀借一套图书的时候也是这么写的借据。借期一百年。萧瑀说你爹是天下最无赖的借书人。你爹说，书放在书院里比放在我的书房里更安全。你写的借据，跟你爹写的只差了两个字。”
“哪两个字？”
“你爹写的是‘请崔氏后人凭此据来取’。你写的是‘来讨’。你爹留了一步退路。你没留。”
杜荷把借据的底稿折好放进抽屉里。抽屉里现在有这个书院所有的东西：一份入学名单，一份课程表，一份下学期的教学计划，还有狄仁杰帮他写的度支书院章程草案。章程的最后一页上有一行狄仁杰手写的字：书院之立不为授人以术，而为授人以道。术可学，道需悟。
七月初，长安城进入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度支书院的讲堂里没有冰鉴，只有几把蒲扇。学生们一边扇扇子一边做题。杜荷坐在讲台上批作业。批到狄仁杰从大理寺寄回来的一份案例分析的批注时，他停住了。
狄仁杰的批注写的是他现在手上正处理的一桩刑案，长安西市一桩商户纠纷。两家布庄因为一条商路的所有权打了两年的官司。历任大理寺的推事都以证据不足为由没有结案。狄仁杰调出了这两家布庄过去三年的商税缴纳记录，发现其中一家每年报的营业额和市场同类商户的均价差了将近四成。他用的是杜荷在度支书院第一课上教的核算方法。
他把这条数据比对结果写进了一份给大理寺推事的补充报告中，建议推事去查这家布庄的实际出货量。推事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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