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上言。军士黥面，行之已久，骤然尽废，诚如诸臣所言，恐滋生逃亡之弊。”
“然此番西北浴血死战者，多有禁军出身，将士立下赫赫战功，颜面之上犹留刺字印记，论功行赏之时，羞辱未除，何以激励三军？”
“臣以为，不可尽罢天下黥面。可先行于在京禁军之内试行，罢去禁军新募士卒黥面，改铸铜制军籍腰牌，镌刻籍贯、部伍、年齿、相貌记注，军士腰间悬佩以为凭信。”
“至于各路厢军、戍边乡兵，暂且依旧制不变，待禁军试行数年，细察利弊得失，再徐徐推及天下。如此既不倾覆祖宗法度根基，又可体恤百战勇士，可谓两全。”
一席话语，掷地有声，群臣侧目！
话音刚落，新党队列之内，安惇执笏跨步出班，面色肃穆，语气强硬。安惇本属新党，熙宁以来久任台谏，支持新法理财，但作为御史头子，他不可能没有偏向。
“蔡元长此言虑事不周！”
安惇高声进言，“昔年，太祖皇帝定禁军之制，黥面本为拘防逃军。腰牌铜物，可以丢弃、可以盗卖、可以私相授受，怎比得上刻于肌肤之上，终身不可磨灭？”
“京师禁军乃是天子宿卫，若从此除去刺字，逃兵潜匿市井，无从辨识，万一奸人混入军伍，祸生肘腋，这个干系何人能够承担？新法当变财赋、当整边备，祖宗御军之术，不宜轻改！”
紧随安惇之后，同为新党的尚书左丞李清臣出班附议：“安相公所言极是。士卒，多是无赖亡命投军，全靠刑罚、标识加以管束。”
“一旦除去黥面，管束宽弛，人无顾忌，逃亡必定日多。西北得胜不过一时，不可凭一场胜仗，便轻易改动宿卫根本。”
革新一派的新党臣僚当即上前辩驳，中书舍人张商英手持笏板上前：“安相公只见逃亡之隐患，不见寒士之心！”
“此番西北大捷，不少禁军子弟奔赴疆场，出生入死搏得官赏，面上刺字却终身洗不去，功高而身辱，将士何以甘心？”
“腰牌由三衙、枢密院双重登记簿册，每年核验，并非漫无约束，怎会便酿成大乱？变法本意，便是要使天下将士知激励、感恩义，岂可一味只恃威慑！”
殿内立时喧闹起来，同属新党，却泾渭分明分成两拨。安惇、李清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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