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待了整整三天。
她坐在床沿上，头发还是绾成髻的，但已经松了，几缕碎发从髻里散出来，贴在耳侧，被汗水浸得打了绺。
手腕上那只羊脂玉镯子还在，镯子在日光灯下泛着温润的光，但衬着她眼下的青黑，倒像是另一种讽刺。
第一天，她很安静。
坐在床沿上，手里攥着手帕，看着墙角那本《圣经》发了一整天的呆。
警员送饭来，齐红榆接了，吃了，把空碗放回托盘里，说了声“谢谢”。声音很轻，但礼数还在。
第二天，她开始哭。
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嚎啕，是极安静的、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啜泣。
手帕湿透了就攥在掌心里，攥得指节泛白。那天送来的饭她一口都没吃，搪瓷杯里的水也没有动过。
警员敲门问她要不要叫医生，她没有回答，只是摇了摇头，然后继续哭。
第三天，齐红榆不哭了。
她开始砸东西。搪瓷杯砸在墙上，杯口又磕掉了一块瓷。台灯推倒在地上，灯泡碎了，碎玻璃溅到墙角。她冲着那扇紧闭的门大声骂着，嗓子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
“叫吴军来见我！叫他来见我！我跟了他大半辈子，替他生了整整四个孩子！他就是这么对我的！”
门开了。
进来的不是吴军。
是一名年轻警员，手里拎着一壶新烧的热水，壶嘴还冒着白汽。他绕过地上的碎玻璃，把搪瓷杯捡起来，放到桌上。
“齐女士。您喝点水。”
齐红榆抬头看着他。她的眼眶红得像是被什么东西灼过，眼白上全是血丝。头发从髻里散下来，披在肩上。
她伸手抓住那个年轻警员的胳膊，指甲隔着制服袖子掐进去。
“你去叫吴军来。你告诉他，我齐红榆这辈子没对不起他。他想要钱，我给；他想要面子，我替他撑；他在外面养女人，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凭什么！他凭什么反过来咬我！”
警员站在原地，任她掐着。他的嘴唇动了动，但没有说话，因为上头交代过，对这间房里的人，既不能太亲近，也不能太疏远。
他只是一个送水的，不该听的话，他听不见。
等齐红榆终于松开手，瘫回床沿上，他才把搪瓷杯重新倒满热水，放在小方桌上。
“齐女士，您先歇着。有什么事，按床头那个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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