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配方的第二天，王旭就开始找药厂。
他不知道去哪儿找。他从来没和药厂打过交道，不知道药厂的门朝哪儿开。他上网查，查不到。他问大伯，大伯说他认识一个在药厂上班的人，以前一起当过兵，退伍后去了药厂，管仓库的。王旭说能联系上吗？大伯说试试。他打了几通电话，辗转了好几个人，终于找到了那个人。姓刘，叫刘建国。大伯说这个名字很普通，他认识的刘建国就有三个，但这个刘建国是管仓库的，在城东那家药厂。
“他肯帮忙吗？”王旭问。
“试试看。”
大伯给刘建国打了电话，说了好一阵子，嗯嗯嗯的，又说了几句，挂了。“他说他不懂这些，但可以帮你引荐一个人，药厂的技术员。”
“什么时候？”
“明天下午。”
第二天下午，王旭和大伯去了城东。药厂在城东的工业区，一栋灰扑扑的大楼，不高，五层，外墙贴着白瓷砖，瓷砖发黄了，有的地方掉了，露出水泥。大门口挂着牌子，白底黑字：“城东制药厂。”字是刻上去的，漆掉了，斑斑驳驳的。门口有门卫室，一个大爷坐在里面看报纸，戴着老花镜，眼皮耷拉着，像是要睡着的样子。大伯报了名字，大爷挥了挥手，让他们进去了。
刘建国在仓库门口等他们。五十来岁，个子不高，穿着蓝大褂，大褂上全是灰，领口磨白了。他的脸很圆，鼻子很大，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他握着大伯的手，握了很久，拍了拍大伯的肩膀。
“多少年了？十几年了？”他说。
“十五年了。”大伯说。
“老了。”
“可不是。”
刘建国看了看王旭。“这是你儿子？”
“侄子。”
“多大了？”
“九岁。”
“九岁就搞配方了？”刘建国看着王旭，“你懂药？”
“不懂。”王旭说。
“那你拿配方来干什么？”
“救人。”
刘建国没再问。他带着他们穿过仓库，仓库很大，堆满了纸箱和塑料桶，有股药味，苦苦的，呛得王旭鼻子发痒。仓库尽头有一扇门，推开门，是一间办公室。不大，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文件柜，柜子上落了一层灰。桌上放着一台电脑，屏幕黑着。一个男人坐在桌前，四十来岁，瘦，戴眼镜，穿着白大褂，大褂上别着一支笔，笔夹上印着“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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