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巷”的背街小巷。梧桐巷不长，大约两百米，两侧种着法国梧桐，树叶在秋风中已经开始泛黄。巷子里人不多——一个遛狗的老头，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年轻母亲，一个在自家门口修理自行车的男人。我没有停留，保持匀速穿过梧桐巷，在巷口右转，又走过两个路口，然后停下来，靠在一棵行道树的树干上，把塑料袋里的面包掏出来，撕开包装纸，咬了一口。
面包很干，麦香味混着包装纸的塑料味，在口腔里弥漫开来。我嚼了几口，咽下去，又喝了一口水，然后靠在树干上，让身体在短暂的进食间隙里恢复一些能量。
现在我站在一个公交站台旁边，站台上有一块站牌，站牌旁边有一个垃圾箱。我吃完面包，把包装纸揉成一团丢进垃圾箱，然后站在站台上，装作等车的样子。我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一个我从没用过的号码——杜国威。
号码是昨天晚上从赵刚那里要来的。我没有告诉赵刚我要这个号码做什么，他也没有问。他只是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报了一串数字给我，就挂断了电话。我现在拨出这个号码，把手机贴到耳边。响了三声，接通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老年男人的声音，低沉，缓慢，带着一种常年发号施令的人特有的节奏感：“哪位？”
“杜政委，我是沈逸。”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拍。然后那个声音再次响起，语调没有任何变化，仿佛他早就知道我会打这个电话：“沈卫国的小子？”
“对。”
“你打这个电话，是想问我知不知道你父亲是被冤枉的？”
“不是。”我说，“我打这个电话，是想告诉你，你放在市局里的那张底牌，昨天晚上已经被人掀了。周志强走了，带走了录音笔。我今天早上拿到了印刷厂的操作手册。我知道怎么复制一份谁也造不了假的证据副本。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这次沉默的时间比刚才更长。我能听到听筒里传来的呼吸声——缓慢，均匀，没有加速，没有紊乱，像一座冷却了很久的炉子，表面上已经没有火焰，但炉膛深处还有余温。
“年轻人，”杜国威终于开口了，声音依然平稳，“你拿着一个U盘和一本印刷手册，就觉得自己能掀翻一张桌子？”
“不是掀翻桌子。”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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