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火车站之前，郑耀先先拐了个弯。
他让司机把车停在了贝当路的路口，推开车门下来，对马汉山说了一句“我去喝杯咖啡”，就独自往弄堂深处走去。
马汉山在车里探出头来喊了一声：“火车三点半到站，来得及吗？”
“来得及，”他头也没回。
贝当路咖啡馆是法租界一家很不起眼的小铺子，藏在两栋石库门房子之间，门脸很窄，只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木牌子，上面用法文写着“CafédelaPaix”。铺子里常年坐着几个法国人和白俄，空气里飘着咖啡豆和雪茄的混合气味。
郑耀先推门进去的时候，铺子里只有四桌客人。一个法国老头在看报纸，两个穿西装的白俄在低声说话，还有一个戴礼帽的中国商人在写东西。
他选了靠窗的第三张桌子坐下来。
这个位置是他和程真儿之间长期默认的情报交接点。桌子底面的右侧有一道不起眼的裂缝，刚好能塞进半个火柴盒。这道裂缝是程真儿用指甲刀一点一点刮出来的，除了他们两个人以外，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坐下以后，他没有急着叫服务员。他先摘下了风衣搭在椅背上，然后慢条斯理地解开西装外套的扣子，用手掌拍了拍衣襟上并不存在的灰尘，这些无意义的小动作给了他大约十五秒的观察时间。
咖啡馆的玻璃窗擦得不太干净，但恰好成了一面模糊的镜子。他可以通过玻璃上的倒影看到身后的情况，而外面的人却很难注意到他在看什么。
服务员走过来的时候，他的余光已经扫过了窗外的街道。
三个人。
一个穿深色夹克的男人站在街对面的电话亭旁边，手里拿着话筒，但嘴巴没在动，这种伪装在特工圈里非常常见，假装打电话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一个地方站上十分钟而不引人注目。第二个人蹲在弄堂口的台阶上系鞋带，系了快一分钟还没系好。皮鞋的鞋面很新，不像是需要反复系鞋带的旧鞋。第三个人在更远的地方，靠在一棵法国梧桐的树干上抽烟，帽檐压得很低，但帽子底下的眼睛正对着咖啡馆的玻璃窗。
三角定位，跟今天早上在霞飞路的布局如出一辙。
武藤的人跟到了贝当路。
好在他们跟的是他，而不是程真儿。只要程真儿不在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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