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了一份弹章的底稿。措辞一个字一个字地磨——哪些事实写进去，哪些夸大三分，哪些故意含糊，留给皇上自己猜。这些他都想到了。
唯独没想过淳安的百姓有没有饭吃。
这不是他第一次干这种事。
改稻为桑的时候，浙江的农户被逼得卖田卖地，有些地方闹出了人命。
消息传到京城，有人甚至在裕王府说了一句——
“让它再闹大些。”
那天在场的人有裕王、高拱、徐阶，还有他自己，外加几个东宫讲官。
让它再闹大些。
闹到死人？闹到民变？
徐阶没说。在场的人也没有追问。
因为所有人心里都有数——闹得越大，严嵩越难收场。严嵩越难收场，倒严的筹码就越重。
至于浙江的百姓。
没人提过他们。
张居正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两步。
胸口发闷。不是心疼百姓——他还没矫情到那个份上。是赵宁的话逼着他回头审视自己这些年干的事，审完了，不好看。
清流。
这两个字他念了十几年。
从嘉靖三十二年中进士开始，到翰林院编修，到裕王府讲官，到兵部挂差——每一步路都踩在“清流”这块招牌上走过来的。
清流和严党，泾渭分明。严党贪墨、卖官、祸害百姓；清流忧国、谏言、匡扶社稷。
这套说法，他信了十几年。
但赵宁不用一个脏字，不用一句骂人的话，几碗粗茶的工夫，把这块招牌上的金漆刮掉了一层。
底下是什么？
底下是——为了扳倒严嵩，清流干的事跟严党没有本质区别。
严党吃百姓的血。清流看着百姓流血，然后拿血迹去写弹章。
哪个更干净？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瞬间，张居正的手在桌面上停住了。
窗外传来隔壁院子里两个老妇人拌嘴的动静，为了一只跑错院子的鸡，吵得热热闹闹。琐碎，真实。
他忽然想起赵宁家的那碗粗茶。粗到能看见茶梗。
一个正三品的工部右侍郎，喝那种茶。书房里没字画，没古玩，连个像样的茶具都没有。门口的老仆穿的衣裳洗得发白。
三百万两的河堤银子从他手里过，一文没贪。
严世藩让他去浙江修堤，本意是给他一个捞油水的机会，顺便把他拉上船。结果赵宁把堤修好了，银子花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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