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皮得很，没人管。我想让他来念书，可我家穷，交不起束脩……”老刘的手在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一把铜板，用麻绳串着，绳子上全是汗渍和油污，不知道攒了多久。他把铜板放在石桌上，推给张不言，“先生，这是束脩，不多，您别嫌少。”
张不言看了一眼那把铜板，又看了看老刘。这个人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巴，手腕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不知道是被什么割的。他把铜板推回去，说：“不收钱。告示上写了，不收束脩，管一顿午饭。”
老刘的眼眶红了，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把铜板收回衣袋，拉起张不言的手，使劲握了握，然后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停下来，回过头，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快步走了。
第二天，他把儿子送来了。小男孩叫刘柱，八岁，黑瘦黑瘦的，像一根从煤堆里捡出来的木棍。他穿着一件大人的旧褂子，袖子卷了好几道，露出细得像柴棍的小胳膊。他站在院子里，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发白。张不言蹲下来，平视着他的眼睛，说：“你叫刘柱？”小男孩点了点头，声音像蚊子叫：“嗯。”“你爹是卖菜的？”又点了点头。“你想认字吗？”这一次，他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光，像是夜晚的星星——怯怯的，但很亮。他用力地点了点头。张不言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进去坐，第一排，靠窗。”
消息越传越远。城南、城北、城东、城西，甚至连城外流民营的人都听说了。第三天，来了二十多个孩子。第四天，来了四十多个。第五天，教室坐不下了。
张不言站在门口，看着那些挤不进来的孩子，一个个眼巴巴地望着他，有的还哭了。他想了想，说：“今天先回去，明天再来。书院要扩建，过几天就能坐下。”孩子们不走，站在门口，不肯离开。陈文远走出来，站在张不言旁边，看着那些孩子，低声说：“先生，咱们的粮食不够了。”
张不言没有说话。他走进灶房，找到周氏，问她：“咱们还有多少粮食？”周氏正在淘米，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抬起头，看着张不言。她的脸上没有担忧，没有抱怨，只有一种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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