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需要他拍板；工地的事有赵大虎盯着，但他不亲自去看看，心里不踏实。渠快挖通了，荒地快开出来了，第一批流民的安置房也在盖了。这些都是他的心血，不能因为备考就荒废了。
晚上继续看书。刘同知每隔三天来一次，给他讲经义，改八股文。刘同知第一次看到他写的八股文时，表情很精彩。张不言还记得那个场景——刘同知拿着他写的文章，眉头皱成了川字，嘴巴抿成了一条线，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张县丞，你的诗写得那么好，文章怎么……这么……”
“烂。”张不言替他说了。
刘同知没接话，但那表情就是默认了。烂。不是一般的烂。立意浅，结构散，用典少，字迹还难看。刘同知教了二十年书，没见过谁的八股文写得这么烂。但他没说出来，因为他也教了二十年书，没见过谁进步得这么快。张不言学东西的方式很特别——不追求理解，先模仿。刘同知给他改了一篇文章，他拿回去抄了十遍，抄到每一个字都刻进脑子里。下次写的时候，他就照着那个结构套。套着套着，就套出了门道。
半个月后，刘同知再看他写的文章，沉默的时间更长了。不是因为烂，是因为他看到了进步。那种进步不是一点一点的，是一截一截的。上一次还是“不堪入目”，这一次已经是“勉强能看”了。刘同知教书二十年，从没见过这种学法。他把这归结为“文曲星下凡”，张不言知道，这叫“临时抱佛脚”。
书房的墙上贴满了纸条，上面写着他记不住的文言文实词、虚词、通假字。桌子上堆满了八股文的范文，有从书铺买的，有刘同知带来的，有他自己写的。墨汁洒在桌面上，干了又洒，洒了又干，留下一块一块的黑渍。毛笔写秃了好几支，砚台磨出了一道深深的凹痕。
赵大虎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书房的灯还亮着，就端一碗热茶进去。张不言接过茶，喝一口，继续写。赵大虎站在旁边，看着他写，虽然他一个字也不认识，但觉得先生写得很认真，很用力，像是在跟什么东西较劲。
“先生，”有一天晚上，赵大虎忍不住问，“您本来就是文曲星，还用得着学这些吗？”
张不言放下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看着他：“文曲星是文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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