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又补了一句，“对了，别忘了在扉页印上——北大出品。”
(“七人背”（又称七人抬）标准化班组方案，正式成文、推广定型是新中国60到70年代东北民兵战备教材记载的游击兵工编组方案。它的技术原型来源于华北敌后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民兵流动小型造弹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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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七人抬”从北大实验室走向批量生产的同时，东北大地上，那些没有跟着熙洽、张海鹏投降的东北军残余部队已经自发地拉起了抗日武装。
吉林省的冯占海，原来是吉林边防军的团长，九一八事变后熙洽派亲信来劝降，许他团长照当、军饷翻倍。
冯占海把劝降信揉成一团扔进了灶膛里，九月末便带着全团官兵脱离吉林城，在舒兰、五常一带打起了游击，自称“吉林抗日警备军”。
他的部队是东北军正规军游击化的典型，骨干是多年老兵，不断吸收农民和绿林武装加入，很快成为吉林境内规模最大的抵抗力量。
延吉的王德林暂时隐忍，暗中积蓄力量，拒绝附日但未公开起兵，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辽东的邓铁梅从十月份开始秘密筹备，派人四处联络被打散的东北军溃兵和民间抗日志士，计划在凤城、岫岩一带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
通化的唐聚五也在桓仁山区暗中联络旧部，筹备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
这些人虽然规模大小不一，战斗力参差不齐，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主动听命于任何人的，而是在张少帅的默许下自发组织起来的。
顾长柏离开北大实验室后直接去了顺承王府。
他把那枚崭新的手榴弹样弹放在张少帅的办公桌上，说了一句让张少帅动容的话：“汉卿，东北已经沦陷了两个省，还在抵抗的只有这些散兵游勇。他们不是东北军的精锐，大部分是省防旅的残部和被打散的溃兵，但他们还在打。你可以给他们军费、给他们物资，让他们的队伍壮大起来。”
张少帅沉默了很久，最终缓缓点头：“从军饷中拨出一部分，再送一批弹药过去。”
他已经想到通过控制物资输送和粮饷的发放来控制关外的抗日武装。
张少帅当场决定个人出资30万元银元作为启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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