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独对冯裕祥，他既忌惮又轻蔑，既仇恨又掺杂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旧谊。
沉默了片刻之后，蒋校长开始布置对付冯裕祥的具体方案。
他没有指望用军事手段解决，也不愿意在抗日舆论高涨的节骨眼上背上“镇压抗日武装”的骂名。所以要解决冯裕祥，只能靠政治瓦解，靠银弹，靠分化拉拢。
他命令北平军分会成立一个专门工作小组，逐个召见热河溃退后流散在察哈尔的各路义勇军中小头目。
这些人大多是原东北军的基层团营长，热河失守后带着残部投奔了冯裕祥的抗日同盟军，但他们对冯裕祥并没有多深的忠诚，只要开出足够好的条件，他们随时可以换旗。
但实际情况比蒋预想的更复杂。那些义勇军头目有一部分并非见钱眼开的投机分子，他们是真心抗日的。
很多人领了银元和委任状之后，回去就把钱和物资上交给了同盟军的军需处，部队依旧留在张家口外围参战，只换了个南京给的空头番号掩人耳目。
蒋校长后来在日记里写到这件事时，罕见地没有发怒，只是感叹“皆不为我所用，奈何”，语气里透着一股深重的无奈。
当然也有真正叛离的。鲍刚、冯占海、李忠义三人收下钱粮后直接率部脱离同盟军，调转枪口参与对张家口的封锁。
而方振武部下的师长张人杰，则是另一种典型，他接受了拨付的整师军费和一批迫击炮弹，许诺接受国军旅长编制，但并没有立刻拉队伍叛走，而是悄悄把南京送来的弹药分出一半补给给同盟军前线。
直到后期局势全面恶化、同盟军濒临瓦解，他才迫不得已率部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