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场上的风是热的。
四月末的徐州平原已经提前进入了初夏，正午的日头像一块烧红的铁板扣在头顶上，把三千多号人的影子压成了薄薄一片，钉在脚底下。空气被晒得发皱，远处铁轨上方浮着一层透明的热浪，把所有的直线都扭成了蛇。
苏晚走下观礼台的时候，注意到台上那排德式折叠椅的铁扶手已经烫得能煎鸡蛋。
陶刚跟在她身后三步远的地方，皮靴踩在夯实的黄土地面上，发出一种过分整齐的“嗒嗒”声。那种声音让苏晚想起射击中心训练馆里墙上挂的电子计时器，精确、机械，但和真正的枪声没有半点关系。
“听说你在台儿庄城里，六天打了十五发子弹，杀了十一个。”
陶刚的声音不大，但咬字清楚，每个音节都像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操场上量着尺子蹦出来的。金丝眼镜在日光下闪了一下，镜片后面的瞳孔带着一种苏晚很熟悉的神情。
轻蔑。
不是对敌人的轻蔑，是对“不入流”的轻蔑。
苏晚见过这种眼神。国家队集训的时候，那些从省队刚调上来的新人看野路子选手时，偶尔也会露出类似的东西。区别在于，那些新人迟早会在靶纸面前闭嘴。
“还听说你是个女的。”陶刚补了一句。
苏晚没接话。她的右手松松垮垮地搭在毛瑟Kar98k的握把上，左手打着石膏夹板垂在身侧，步子不快不慢。
陶刚显然不习惯被忽略。他快走两步，越过苏晚半个身位，随手指向校场北面尽头。
“看见那根旗杆没有？”
苏晚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铁轨旁边竖着一根十五米高的木质旗杆，杆顶飘着一面蓝底白日的军旗，旗绳是拇指粗的麻绳，在风里微微晃着。
从射击线到旗杆的直线距离，目测超过一千米。
“能打断那根绳子，我输你十块大洋。”
陶刚说完这句话，右手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那枚留日期间拿的射击冠军铜质奖牌就挂在那里，被军服布料隔着，鼓出一个小小的圆形凸起。
台下立刻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
几个教导团的老兵仰头看了看那根旗杆，又低头摇了摇头。一名正规军排长压低嗓门对身边的人说：“一千米……中正式有效射程也就八百，这不是射击，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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