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酒杯，滋溜喝了一口西凤酒，满不在乎地摆了摆手：
“大家当官，起早贪黑的，图个啥？不就是为了手里的这点权，能换点油水、改善改善生活嘛？”
“水至清则无鱼！在这个大院里，从上到下，谁没收过人家企业一条烟、两瓶酒？谁没出去吃过人家两顿饭？！”
管涛指着在座的几个人：
“这种事儿，大家心里都门儿清！真要较起真来，咱们这新区，有一个算一个，全他妈得进去！”
“纪工委成立个小组能咋地？他们还能把咱们几百号人全请去喝茶？纪委那几间破审讯室，他坐得下吗？！”
“就是！管科长说得透彻！”
“这年头，不收钱不办事，收了钱好办事。这是规矩！他张明远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崽子，靠着运气当上副主任，想搞点动静出来立威，咱们就当配合他演场戏就完了。等风头一过，还不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其他几个人纷纷附和，哄堂大笑。显然，在这个充斥着酒精和特权的会议室里，根本没有人把纪工委的“特案小组”当成一回事。
这就是2004年基层官场最真实的写照。
在这个年代，关于“受贿”的立案标准相对模糊。收个几百上千块钱的礼品、吃顿饭，在很多人眼里，那根本不算犯罪，顶多算是“违纪”或者“作风问题”。
只要你不收动辄价值上万的东西。纪委通常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个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就算了。
正是这种“违纪成本极低”的侥幸心理，以及“法不责众”的底气，让这帮基层办事员，在面对企业的急迫需求时，卡起脖子来肆无忌惮，甚至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
就在会议室里这群人喝得兴起、大放厥词的时候。
二号政务大厅门外。
一辆没有任何标识的白色金杯面包车，悄无声息地停了下来。
车门“哗啦”一声拉开。
一个穿着黑色风衣、面无表情的中年男人，带着四名面无表情的调查组办事员，大步流星地走进了政务大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