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远关上了房门。
屋外的嘈杂被木门阻隔，只剩下父亲压抑的咳嗽，以及母亲收拾碗筷的轻微碰撞声。
他走到窗边。
老旧的窗框外，是二零零三年的夏天。
街角的音像店正用嘶哑的大喇叭，一遍遍放着陈奕迅的《十年》。
楼下那间烟火气十足的小平房，是县里最火的碟片出租屋，成群的年轻人涌进涌出，兴高采烈地挑选着港台的枪战片和武侠剧。
这一切，都带着一股独属于千禧年初，鲜活而又粗粝的生命力。
张明远的视线，缓缓落回自己那张斑驳的旧书桌。
桌角，堆着《行政能力测试》、《申论高分策》，一本本熟悉的复习资料，像一座坟，埋葬着他上一世的起点。
他的父亲叫张建华，兄弟三人里排行老二。
三叔张建军早早南下闯荡，鲜少回家。
而大伯张建国，也就是堂哥张鹏程的父亲，在县运输公司当个不大不小的领导。
爷爷还健在。
在张明远的记忆里，那位老人家的偏心，是刻在脸上的。
他见了张鹏程，脸上的褶子能笑成一朵菊花，张口闭口都是“我的金孙孙”。
而见了张明远，连眼皮都懒得掀动一下。
用老爷子的话讲，他的金孙孙是名牌大学毕业，天生就是吃公家饭的料。
至于张明远，虽然也是个大学生，但不过是个二本，丢了老张家的脸。
前世几十年，他那个最孝顺的父亲张建华，就像一头被蒙上眼睛的驴，被大伯一家当成血牛，榨干了最后一滴血，却连一句好话都没换来。
记忆深处，一个场景猛地扎进脑海。
是父亲意外脑梗，躺在医院急等救命的手术费。
远在外地的三叔，二话不说，立刻汇来两万。
而住在一个县城的大伯一家，却装聋作哑。
母亲丁淑兰走投无路，只能拉着他，把脸皮踩在脚下，上门去借。
大伯母翘着腿在客厅看电视，眼角都没扫他们母子一下。
许久，他那位已经当上科员的堂哥张鹏程，才端着一杯热茶，慢悠悠地从里屋晃出来。
张鹏程对着他母亲，说了一句让张明远记了一辈子、恨了一辈子的话。
“二婶，二叔的病，我们也没办法。”
“我马上要提副科了，到处都要用钱打点，总不能为了你家这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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