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低声说了一句什么，像是“太快了”，又像是“根本来不及”。
那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但在这安静得几乎能听见心跳声的空间里，却像是一根针落在了地上。
吴宽没有去追究是谁说的，他只是继续他的话题，声音平稳而缓慢，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条被拉到极限又缓缓收回去的引线：“所以，从今天开始，不能再等了。”
“以前你们可以观望，可以犹豫，可以觉得‘也许朝廷会改主意’，但现在——不会了。”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像是给自己的话画了一个句号，然后抬起手，朝堂外轻轻招了一下。
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门口。
一个年约五旬、面容清癯的男人走了进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直裰，腰间系着一条粗布带，头上没有戴帽，只挽了一个髻，用一根竹簪簪着。
他的身形清瘦，脊背微微有些佝偻，但步伐很稳，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他的手指粗短，指节粗大，掌心有一层厚厚的硬茧，一看就是常年握笔劳作的手，但握的显然不是读书人那种细管狼毫，而是更粗、更沉、更接地气的东西。
他走到明伦堂的讲台前，站定，微微欠了欠身，像是一个不太习惯站在人前讲话的人，正在用那一点时间重新适应脚下这片高出一截的台面。
然后他抬起头来，目光在堂内扫了一圈，那张被常年风吹日晒磨得粗糙的脸上，带着一种质朴的、近乎木讷的笃定。
吴宽站在一旁，开口介绍了一句：“这位是林先生，在淳安县衙门做了二十多年的户房书吏。”
“他经手过淳安一县的田亩清丈、赋税征收、水利丈量，对农政、水利、赋税三项实务，比本官在书本上读到的要扎实得多。”
他说到这里，微微侧身，让出讲台的位置，然后又说了一句：“自今日起，每旬二、四、六的下午，林先生会在府学为诸位讲授实务。”
“先讲田亩清丈与赋税核算，再讲水利工程与河道治理。各位如果愿意听，就来。”
他说完之后便退到了一旁，没有再说什么。
他把讲台让给了林先生，也让出了一片安静的空间，那片空间里浮动着细微的尘埃，和窗外透进来的秋日晨光。
林先生站在讲台上，沉默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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