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父亲也拔出了针头，用棉球按住了针眼，抬头看了儿子一眼。
杜霖迎上了父亲的目光。
父亲的目光中没有什么大道理，只有常年风吹日晒留下的皱纹，和一双被碘伏染黄了指甲的粗糙大手。
“走吧，”父亲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土，“下一家在山那头，天黑前得赶到。”
杜霖点点头，提起药箱跟在父亲身后，踩着泥泞的土路向前走去。
这是他记忆中最普通的一天。
阳光依旧毒辣，汗水已经湿透了后背，蝉鸣从路边的老槐树上倾泻下来，吵得人头皮发紧。
可杜霖的心是满的，满的都快要溢出来了。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在这同一片土地，同一条土路上，不变的是父亲弯腰的背影，变的是天。
天空灰暗，云层厚重。
路两旁的土坯房门口都撒着白色的石灰线，石灰粉的味道浓烈异常。
有些房子的门板上已经用红漆歪歪扭扭地刷了一个“封”字。
瘟疫来了。
杜霖跟着父亲挨家挨户地跑，父子俩从天不亮忙到深夜，给发烧的老人灌退烧药，给脱水的孩子扎点滴，给已经烧得意识模糊的病人做物理降温。
药箱里的药越来越少，杜霖的手也越来越粗糙，甚至在关节处已经裂开了几道口子，疼得他直吸凉气。
可他却没有停。
父亲也没有停。
他们父子俩就像两台不知疲倦的机器，在这片被瘟疫笼罩的土地上来回奔走。
“小霖，去睡一会儿吧。”父亲咳嗽了两下，眼神关切地说道。
杜霖摇了摇头。
“您先睡。”
父亲看了他一眼，没有再劝，转身又走进了下一间病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