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广发事件的后续处理，并未如古民所预期的“暂时搁置、记为坏账”那样简单结束。三天后，当实习生在整理归档该项目文件、核对该笔“坏账”具体金额以便进行账务处理时，发现了一个之前被忽略的细节问题。
合同文本中，关于服务阶段和付款节点的描述存在一处模糊地带。原合同约定：“乙方（寒门财商实验室）在签约后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陈广发）提交第一阶段诊断报告及初步行动计划草案，经双方沟通确认后，甲方支付第二期款项（合同总金额的40%）。”
问题在于，实习生确实在约定时间内，将整理好的第一阶段诊断报告和初步行动计划发送给了陈广发。但“经双方沟通确认”这一条件，因陈广发的单方面失联而未能满足。邮件发出后，陈广发未回复，后续电话、微信均无法联系。从法律角度看，乙方已履行提交义务，但“沟通确认”这一双向行为因甲方原因无法完成，责任归属存在解释空间。从商业实践和古民“搁置争议、止损优先”的思路出发，这笔二期款自然不应再追索。
然而，在复核整个合同金额时，实习生发现，这份为期三个月的“企业财务健康辅导”协议，总服务费用并非之前印象中的小额，而是十万元人民币。首期款30%，即三万元，陈广发已通过信用卡支付。这意味着，尚未支付的第二期款为四万元，还有第三期尾款三万元（合同约定在方案主要措施落地并初见成效后支付）。虽然古民早已判断陈广发绝无可能支付后续款项，但“十万服务费”这个总额，以及其中四万元处于“支付条件模糊、但甲方已失联”的悬置状态，让这次“跑路”事件的潜在损失和象征意义陡然增大。
“古老师，这……合同总价是十万。二期款四万，按合同条款，我们发了报告，他没回应，这算不算‘沟通确认’未完成？这笔款我们理论上还能主张吗？”实习生拿着合同，有些迟疑地问。三万元的首期款损失尚可接受，但若加上这潜在的四万元，总计七万元的坏账（第三期尾款已无可能），对初创的实验室而言，是一笔不小的现金流折损。
古民接过合同，重新仔细审阅了付款条款。确实存在模糊之处。他沉默片刻，说：“理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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