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
据后世历史学家统计，从公元119年至217年这百年间，就曾有几十次大瘟疫。而在东汉末期的数十年间，大瘟疫更是连绵不断，其死亡人数之多，简直无从统计。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二次。在瘟疫流行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
在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一度出现了这样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而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也曾悲痛地回忆道，他的家族本来人口众多，达两百余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在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地区，瘟疫竟夺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再加上当时这里不断发生战乱，中原地区陷入极为恐怖的状态。
后世一些研究学者根据出血热的特征，提出了一种新颖的观点：东汉末年的瘟疫很有可能是匈奴人生物战后遗症的大爆发。后世的医学则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和仓鼠等，此外一些家畜也可携带这种病毒，如马、家猫、家兔、狗、猪等。一旦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只需通过接触就可将瘟疫传给人类。
还在西汉时期，当汉武帝对匈奴人发动军事进攻时，“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结果，汉军触及、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后，就发生了瘟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甚至有人分析，当时著名的军事统帅霍去病，在远征匈奴大获全胜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其原因恐怕就是因为他的军队曾食用过匈奴人遗留的牛羊。匈奴人的这种手段，称得上人类历史记载最早的“生化武器”。
后来，一些游牧部落便模仿匈奴人的手段与汉王朝对抗。据《资治通鉴》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当皇甫规讨伐羌人时，就曾出现“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的现象
按照刚刚颁发的防疫法案，冒死返回南面送信的探员不可以越过隔离带进入自己的家园，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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