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和外戚、宦官、朝臣一样,都是皇权的扶手,陡然废掉哪个,最终都会收获意想不到的反弹。
而从政治属性上,佛教的危害其实比其他几个小得多,因为朝廷本能地抗拒有着聚众能力的民意代表掌握实权,那样很容易就会掀翻现有的政治格局,也会改变目前利益团体的构成;
而佛教所需要的是更多的信众和信众的资源财富,以及为了吸引信众而需要朝廷颁发的认可,这样危害的就只有朝廷的劳动力和收取的赋税。
这一点固然麻烦,但比起其他三驾马车会夺取的权力而言,已经是影响最轻微的了。
虽然会减少收入,但朝廷公卿们挠挠头,晚上冥思苦想,再找个加税的借口便好了,百姓的需求和朝廷的利益在此刻并不一致,至少在还能维持统治的时候,朝廷的权力可以小小的任性一下。
与这代价相比,扶持宗教所换来的抚慰人心的作用,则是许多国家都切实需要的,它们甚至能平等地抚慰皇帝到奴隶,每个阶层的每个人都能获得精神安慰,从性价比和效果来说,确实是最不该脱轨的帮手。
宇文邕能废掉佛教,是因为他消灭了宇文护,成功掌握国家实权,有足够的威望这么做;
若他还有漫长的时间稳定局势,也能扶持起新的宗教,将灭佛的影响徐徐消除。
然而天不假年,他没保养好身体应对接下来的挑战,把自己磕成核动力早早去世,于是他的儿子宇文赟就只能仓促上阵,不论是否真的有才干,最终宇文赟在史书上的定论都是“昏虐君临,奸回肆毒”,以一个失败者的形象黯然落幕。
有趣的是,在宇文赟登基的二十八个月后,宇文赟就“初复佛像及天尊像”,老爹还没死三年就把灭佛这项大国策给推翻了,高殷能和他相比的,也就只有登基之后停摆一切大工程,还有睡小妈。
不过考虑到宇文赟在位也没到三年,也不能在这方面和高殷比。
而宇文阐在第二年的六月就彻底恢复了佛教和道教,当初在禁教时期仍坚持信仰的旧道士和沙门,在调查后就把他们送回寺庙道观。
此时周国的国政已经完全被杨坚所把持,所以这道命令也是出于杨坚的意志,宇文赟和杨坚都意识到要争取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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