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忡忡，担心接下来会有更严厉的镇压；但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看起来像是工人和小市民的人，表现出的是一种真实的愤怒和仿佛失去主心骨般的恐慌。
她听到了“顾问先生是为我们才被那些蛀虫害的！”“陛下一定要严惩凶手！”“没有顾问，那些黑心的家伙又要回来了！”这样的议论。
她坐在那里，笔尖悬在稿纸上，一个字也写不下去。心里涌起的感觉复杂难言。
她讨厌他。讨厌他那套看似为民请命、实则强化国家威权的逻辑，讨厌他利用民众的苦难来扩张那个资源总署的权力，讨厌他那种游刃有余、似乎总能找到第三条路的狡黠。她觉得他是在用止痛药麻痹病人，而不是去根除病源。
但是……不可否认，他确实做了一些事。那些被查封的血汗工厂，那些被逮捕的、嚣张跋扈的恶棍，那些在总署接管下，至少暂时能领到足额工资、不用在有毒环境里日夜工作的工人……是实实在在的改变。
尽管这改变可能是局部的、暂时的，甚至是另一种形式的控制，但它毕竟发生了。
而她杰西卡·P·史比特瓦根，除了在安全的书房和咖啡馆里愤怒、写作、偶尔参加一些无果而终的集会，又真正改变了什么呢？
她曾经认为自己是清醒的，是坚定的，是走在正确道路上的。鲍尔是模糊的，是妥协的，甚至是危险的
可现在，她看着自己四处碰壁的挫败，看着父亲眼中深深的忧虑，看着那些底层民众在鲍尔遇刺后的真实反应……她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是不是……我太幼稚了？是不是我把世界想得太简单，把革命想得太纯粹，把人们的需求想得太单一了？是不是……鲍尔那种看似混沌、不择手段、但至少能撬动一些东西的做法，在这个复杂的、肮脏的、充满利益纠缠的世界里反而是……更有效的？”
不！这个想法让她感到一阵恶心。那岂不是认同了强权，认同了自上而下的恩赐，认同了那个建立在皇帝威权、民族狂热和铁腕统治基础上的、她所憎恶的“新秩序”？
可是……拒绝认同，她又该怎么做？继续在街头散发那些几乎无人问津的传单？继续撰写那些无法发表的檄文？继续和父亲争吵，让这个家也充满分裂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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