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制作的杏仁饼干时，艾森巴赫才似乎不经意地，将话题引向了克劳德那篇《居安思危》。
“鲍尔先生文章中，对黩武主义与民族情绪共生关系的剖析，颇见功力。尤其是提到，极端民族主义往往需要外部敌人和内部成就来维系其狂热，而盛大的国家性活动，既可对内营造成就，亦可对外塑造形象。”
“不知先生对近日巴黎将举办奥运一事，有何看法？这算不算是……法兰西至上国试图营造的一种成就与形象？”
终于来了。
克劳德放下茶杯，坐直了身体，他知道这是今晚真正的考题
“阁下过誉。臣在文中所述，不过是一些粗浅观察。至于巴黎奥运……依臣拙见，此事确需谨慎看待。奥运本为和平、友谊之象征，然置于当下巴黎，置于护国主戴鲁莱德治下，其性质恐已生变。”
“哦？愿闻其详。”艾森巴赫放下茶杯，转而专注地看向他。伊丽莎白夫人也停止了用银匙搅动茶水的动作，目光落在克劳德脸上，带着倾听的神色。
“首先，时机蹊跷。斯德哥尔摩因疫病取消，巴黎主动接办，且迅速敲定六月一日开幕。筹备时间如此仓促，却未见其国内有慌乱迹象，反见其宣传机器开动，大肆宣扬此举为法兰西勇于担当、国力强盛之体现。”
“此等效率与掌控力，非临时起意可为，更像早有预案，甚至……不排除斯德哥尔摩之变，亦有推手。”
“其次，目的不纯。戴鲁莱德政权立基于极端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其统治合法性，极大程度依赖于不断制造民族复兴的叙事与对外显示强力。”
“一场全球瞩目的奥运会，完美符合其需求：对内可激发民众自豪感，转移对高压统治的注意；对外可向世界—展示一个团结、强大、现代化的新法国形象，软化其扩张性政策的观感。”
“这绝非单纯体育赛事，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覆盖全球的政治宣传与国家形象公关。”
他用了政治宣传和国家形象公关这两个在后世常见、但在1912年略显新颖的词。
艾森巴赫的眉毛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
“最后，风险暗藏。”
“若巴黎奥运成功举办，且其宣传机器全力开动，将法兰西至上国包装成文明、进步、热爱体育与和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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