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得罪了日本人。日本是我们在亚洲唯一可以拉拢的力量。得罪了日本，将来谁帮我们制衡大陆？"
他把笔从砚台里提起来。笔尖上悬着一滴墨——饱满的、黑亮的——悬而未落。
"给了——我岂不是成了卖国求荣的千古罪人？中国人的岛，被日本人打下来还说得过去——被中国人自己打下来又还给日本人——这种事情做了，史书上怎么写我？"
他看了经国一眼。
"有些东西，不是你能不能打的问题。是你打下来之后怎么办的问题。打容易，善后难。"
经国沉默了。
老人把笔尖落在了日记本上。
两个字。
舍得。
写完之后，他把毛笔搁在笔架上。看了看那两个字——墨迹还是湿的，在纸上洇开了一点边缘。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先岛诸岛舍了——换来的是不做卖国贼的清白，和日本人将来的人情。
老人合上了日记本。
"去办吧。"他对经国说，"钱的事，今天就办。"
经国站起来，朝门口走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老人又说了一句。
"经国。"
"父亲。"
"那三万人——去朝鲜的——让他们自己报名。不要强派。"
经国点了点头，出去了。
老人独自坐在书桌前。
窗外，阳明山的风吹过榕树，发出沙沙的声响。远处的台北盆地在薄雾中隐隐约约。更远处——东面——是看不见的太平洋，是先岛诸岛。此刻那里正在升起五星红旗。
老人端起桌上的茶杯。龙井。凉了。
他喝了一口。
凉茶苦。
但他喝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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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五日。下午两点。台北。圆山饭店。
饭店三楼。最里面的一间大包厢。
包厢的门从里面锁着。门外走廊上站着两个穿便装的人——腰间鼓鼓的——显然带着家伙。任何不在名单上的人走近，都会被客客气气但毫不含糊地请回去。
门里面，坐着七八个军人。
没有穿军装——都是便装——西装的、中山装的、夹克的。但每个人身上那种当了几十年兵的气质藏不住——坐姿端正，目光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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