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我错了。在我外出航行的这两年时间里，德国已经变了。战败的耻辱，经济的崩溃，《凡尔赛条约》的压榨，让整个社会充满了怨气和寻找替罪羊的冲动，阴谋论四起，对犹太人的歧视不再是边缘言论，它成了社会的共识，成了某种‘爱国’的表现，我的研究所总被人骚扰，窗户被砸，墙上涂着侮辱性的标语，信件里塞着威胁。每当这种时刻，我又会想起在汉堡的港口，那个巴伐利亚流氓的辱骂，那句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每次想起，都疼得发颤。”
他的目光扫过周围的海水，沙滩，仿佛在确认这个环境。
“我开始对有着海腥味的空气变得敏感。”哈伯说，语气里带着一种病态的偏执，“一闻到海风的味道，我就想起那两年的徒劳航行，想起汉堡港的耻辱，想起那些不被承认、不被接纳的日日夜夜，心中总会升起无名的仇恨，恨那个流氓，恨那些歧视我的人，恨这个变了味的祖国，也恨……无能为力的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求这场战斗的场地在海边，我要维持这种仇恨，让它烧着，不要熄灭，仇恨有时候比信念更能让人坚持下去。”
他停了下来，剧烈地咳嗽了几声，咳得弯下腰，好一会儿才缓过来，直起身时，脸色在光线下显得更加苍白憔悴。
“结局是自然而然的。”哈伯的声音恢复了平淡，但那平淡之下，是深不见底的疲惫和虚无，“在那个邪恶的新政权上台后，反对犹太成了国策，我因为犹太血统，被驱逐出研究所，剥夺了职位和荣誉，被迫流亡，我先去了英国，不受欢迎，又去了瑞士，最后，在巴塞尔的一家小旅馆里，病死了，孤零零一个人，身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只有那个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
他抬起手，摸了摸自己光秃秃的头顶，动作缓慢，仿佛在确认自己的存在。
“直到弥留之际，躺在异国他乡冰冷的床上，呼吸着陌生的空气，我才忽然想起了伊美娃。”哈伯说，声音轻得像耳语，“想起了她年轻时的笑容，想起了我们一起在实验室度过的日夜，想起了她对我说的那些关于人性、关于道德的话。然后，我又想起了曾经的自己——那个相信科学拯救人类、发明了固氮法的年轻化学家哈伯；还有那个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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