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无故苛责臣下，而是用最高的圣人之道来要求风宪和铨选之责。
这比东林党人弹劾具体某个贪官、某桩弊案，更为彻底。
天子提出“王在法下”，主动将皇权置于法律之下。
这比东林党人梦想的“君主纳谏”，指望天子英明、虚心听劝。
还要激进得多，也更完善、更制度化。
天子推动“再次修律”，以法律匡正天下。
正是东林党人喊了三十年、却从未真正实现的“法治”。
他左光斗，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入仕近二十年，以刚直敢谏闻名。
移宫案，他无惧生死的强势要求李选侍办理乾清宫。
天启元年，任大理寺丞，平反多起冤狱，后擢大理寺卿，位至九卿。
他这一生，都在为“法治”二字奔走。
可现在，皇帝比他更“法治”，比“东林”更“东林”。
皇帝要把自己关进法律的笼子里，他左光斗反倒犹豫了？
他还配整日谈论法治吗？
他还配坐在大理寺那把椅子上吗？
左光斗没有抬头，但他的手在袖中缓缓握紧。
顾大章也在沉思。
他没有左光斗那样激烈的心理交锋，他的性格更沉稳，更务实。
他想的不是“东林应该怎么做”，而是“刑部应该怎么做”。
当下的大明，的确是千变万化。
银行、海运、海关、开海、各族归附、海外贸易……治理日益复杂。
过去，依赖天子的“英明”和官员的“德行”，或许还能勉强维持。
可这一代天子能做到，下一代呢？下下一代呢？
谁也不能保证。
所以，必须依靠制度。
不是靠人治，不是靠明君，不是靠清官——是靠非人治的、稳定的、可预期的制度。
这就是“法”。
顾大章缓缓躬身，声音低沉而郑重：
“大章受教。”
左光斗几乎同时躬身：
“多谢太傅。下官受教。”
孙承宗看着他们，微微颔首。
没有再多说什么。
顾大章和左光斗转身，沿着千步廊向东南方向走去。
刑部和大理寺都在那边，他们还有太多事要做——查案、核卷……准备修律。
通州案，皇帝给的期限，并不宽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