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遇到犯罪行为，只要高喊条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潘警官低下头，在地上到处寻摸，终于让他在树坑边上找到几块松动的砖头。他把这些砖头靠着我的轮椅摞起来，自己一屁股坐了上去。
“可是呢？”我问。
“什么可是？”他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哦，可是现实情况往往比条文麻烦的多。即便是成文的法律，也要仔细斟酌如何去应用。就拿……就拿你刚才维护闫启芯的话来说吧——说出来您可别生气——在我听来就挺可笑的。”
“什么话？”
“‘她不必自证清白！’，‘要么你就老老实实的承认，自己是在造谣中伤！’”
说着，他笑出了声。
“有那么可笑吗？”
我记得杨茗说起这些话来很自信、很有力度。
“是挺可笑的，因为你在跟他们讲‘规则’，而且，这些规则都是法庭上才用的，还是用在法庭的抗辩阶段——这种阶段如今也不常见了……”说到这里，潘警官收起了笑容，“秦老师，现实不是法庭，没有法警在旁边维持秩序。现实中的犯罪分子更不会跟你讲规则，你让对方承认自己是在造谣中伤，对方可能反手就丢出更多裸照，或者是一把钢刀。”
“难道就任由他们在老人家的葬礼上造谣、中伤、泼脏水？！”
“不然呢？你又能如何？”
潘警官叹了口气，年纪轻轻的额头上竟然皱出几道深纹。
他把手伸进裤子口袋，掏出一盒“白将”香烟，翻开盒盖，递到我面前。
“谢谢。我还是算了，腰上有伤。”我摆摆手。
他于是在膝盖上磕出一根，叼在嘴里，掏出火机点燃，有滋有味的抽了起来。
二十来岁的年纪，抽烟的架势却颇为地道，俨然一个老烟枪。
哀乐声渐渐停止了，开始有人影从告别大厅里走出来。
从身形上看，他们大多是我的同事，而李老师的亲友们还留在里面——闫启芯大约也还没走——她的身形还是比较容易辨认的。
“那李智勇呢？他怎么没走掉？”
“喔，”潘警官把烟灰弹在铺满砂石的地面上，“正等你问这个。”
“师娘把他抓回来的？”
“不，是我们把他拦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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