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炎六十五年（1340年），北方的元朝境内，一场权力更迭后的改革正在艰难推进。
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这位被戏称为“铁锅皇帝”的君主，刚刚扳倒权倾朝野的权臣伯颜，终于得以亲掌朝政。
亲政初期的元惠宗，一改往日的沉湎嬉戏，显得勤于政事。
他重用脱脱等有识之士，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改革措施，史称“至正新政”。
朝堂之上，新颁行的法典《至正条格》被誊写在黄绸之上，悬挂于殿内，昭示着朝廷完善法制的决心；举荐守令法的颁布，意在整肃吏治、加强廉政；而寻访逸隐之士的诏令，也从大都传遍各地，试图为暮气沉沉的元朝招揽可用之才。
然而，这些改革如同杯水车薪，终究未能触及元朝积弊已久的土地兼并、民族矛盾等核心问题，王朝的颓势依旧难以逆转。
与北方元朝的步履维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方东宋的蒸蒸日上。
此时，印度总督府统一印度已然整整五年，从美洲引进的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在印度的恒河平原、德干高原广泛种植。
每到秋收时节，金色的玉米穗沉甸甸地垂在秸秆上，紫红的红薯在泥土中饱满硕大，印度的粮食产量连年攀升，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
可这丰收的喜悦，从未真正惠及印度底层人民。
多生产出的每一斤粮食，都被东宋印度总督府的官吏与当地贵族层层盘剥，尽数收入囊中。
底层百姓依旧挣扎在温饱线上，每日为了一口吃食奔波劳碌。
好在这几年总督府无战事，无需大规模征兵筹粮，他们才算勉强能吃饱肚子。
只是这份安稳脆弱不堪——一旦总督路易决定开战，饥饿便会如期而至，届时他们除了参军讨生活，再无其他出路。
印度与爪哇岛，渐渐成为东宋稳固的两大粮仓，源源不断地为本土输送着粮食；而作为东宋核心腹地的澳洲，则逐渐转型，以矿产开采、工业制造、商业贸易与畜牧业为主，工厂在城市和大河旁林立，商船的帆影在港口交织，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日本总督府设立已近三十年。
大阪平原与东京平原上，大片的稻田连绵不绝，风吹过处，稻浪翻滚，这里已然成为东宋最重要的大米种植基地，承担了全国八成以上的大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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